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 担保国的赔偿责任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为缔约国规定了确保其所担保的个人和实体在进行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时遵守《公约》相关规定的义务以及对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而,担保国的此种赔偿责任并非严格责任。只有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担保国才应对其所担保的承包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担保国未按照《公约》履行其确保遵守的义务;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并因此造成损害;担保国的不履行与损害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担保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其责任的上限是其所担保的承包者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同时还应考虑管理局和对有关活动行使管辖或控制的国家的潜在责任。然而,担保国和承包者并不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国赔偿责任的存在并不影响承包者承担和履行其赔偿责任。承包者应先于担保国履行赔偿责任,而只有在承包者不能完全赔偿其应负责的损害时,担保国才有义务对未能赔偿的损害部分承担剩余责任。由于担保国根据《公约》承担的确保遵守的义务是一种“行为义务”,而并非杜绝损害发生的“结果义务”,因此,如果担保国已经履行了公约规定的尽责义务,那么即使发生损害,也不应要求其承担责任。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我国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研究

国际商务活动日益增多,社会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国际商务人才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对我国高校的英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国际化、复合型、高层次的英语人才是时代所需,本文主要探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我国高校如何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商务英语人才。     

宏观经济相互依存与东亚货币合作可行性

东亚地区存在两个层面的宏观经济相互依存。第一个层面是东亚与美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第二个层面是东亚区域内部经济的相互依存。全球性金融危机充分体现了东亚和美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而这种不对称性是不能够长期持续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加强区域、国际的经济协调,验证了相互依存理论的合理性。相互依存的东亚需要通过政策的协调解决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问题,因而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较高。     

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刍论

毛泽东思想的活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是在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形态的斗争中形成的。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同质、同根、同势,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质的规定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趋势。     

革命传统与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交锋及其深远影响——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司法大检讨

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司法大检讨,是两种不同司法理念的交锋,一种是以工农干部为代表的革命传统之司法理念,一种是以白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司法理念。在这次交锋的过程中,不仅仅有思想理念、理论的提出,更有行为与制度的实践。两种司法理念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问题上,即几审终审更合理、司法是否应独立、司法干部是否以专业能力为必备条件等。这对当今的司法理念和司法实践也有所借鉴和帮助。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与前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得以产生决非偶然,它是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兴起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区域影响为背景。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范围、措施、时间表,它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计了基本架构,诚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中,将面临来自区域内外的一系列挑战。不过,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机遇远大于挑战。     

论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

作为一个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相区别的概念,法治社会命题致力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法治化,并尤其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试图借助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来型构法治发展的动力基础。准确认识当下的社会状况,充分挖掘现有的社会力量,是开展法治社会建设的正确路径。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日益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交往模式,并塑造出互联网社交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态。互联网社交的出现与发展孕育了以网络为介质的社会力量,使社会逐渐获取了同国家对话并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能力。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可以从四个向度获得理解:互联网社交缔造着网络公共空间的公民品格;互联网社交孕育了网络社会的自治能力;互联网社交构成了民主参与的"非正式"渠道;互联网社交提供了权力制约的社会手段。     

PARTICIPATION AND FREQUENCY DURING CRIMINAL CAREERS ACROSS THE LIFE SPAN*

Recent advances and debates surrounding general and developmental as well as static and dynamic theories of crime can be traced to the 1986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Report on criminal careers and the discussion it generated. A key point of contention has been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ge–crime curve. According to Gottfredson and Hirschi (1986), the decline in the age–crime curve in early adulthood reflects decreasing individual offending frequency (λ) after the peak. Blumstein et al. (1986) claimed that the decline in the aggregate age–crime curve also could be attributable to the termination of criminal careers, and the average value of l could stay constant (or increase with age) for those offenders who remain active after that peak. Using data from the Criminal Career and Life Course Study—including information on criminal convictions across 60 years of almost 5,000 persons convicted in the Netherlands—and applying a two-part growth model that explicitly distinguishes between participation and frequency, the study outlined in this article assessed the participation–frequency debat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decline in the age–crime curve in early adulthood reflects both decreasing individual offending participation and frequency after the peak, that the probabilities of participation and frequency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that sex and marriage influence both participation and frequency.     

发展循环经济走出两难困境

本文从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着手,指出循环经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重要途径。作者分析了循环经济的渊源、模式和3R原则,并针对我国国情,从政府、企业、学术界三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前阿拉伯文化中“全球化因子”演进史略

全球化的实质是着眼于整个地区内,各个不同实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诸领域内相互联系的日益紧密和相互交融的不断加强这样一种态势.苏美尔人诸城邦小国向大一统的闪米特语民族(阿卡德人的巴比伦)国家汇聚,文化优势民族在政治上臣服于文化劣势民族,但在文化方面却反其道而行之.以闪米特民族为主体的中东统一民族在多个以巴比伦城为中心的帝国的传承中略具雏形.而中古以降统一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阿拉伯时期占据主流地位且不断进行的地区文化一体化运动过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强大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或许应当归结于伊斯兰教义对多个民族精神信仰和现实需求的有机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