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兼与杨建顺教授商榷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做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应当在我国行政立法活动中得以全面实施,并且其是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增强行政立法法律文件实效之本源。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之所以能够做为一种民主制度存在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为充分发挥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作用,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明确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应具备的资质,并走政府规章制定的职业化之路。     

东盟的经济安全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经济安全从原来的低级政治转变为高级政治。东盟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强调综合安全,尤其将军事和政治安全置于最重要地位,随着地区传统安全威胁的消除,东盟国家将经济安全视为新时期的焦点。经济发展是东盟一些威权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经济安全是维护其政治安全的重要手段。为维护各国经济安全,东盟国家一方面采取经济自由化改革参与全球化进程以便提高自身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实行开放地区主义策略,既依靠本地区的集体力量增强经济实力,又充分利用地区外的市场和资源。     

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建构与反思

裁判的正当性和裁判的终局性是刑事审级制度建构的两大基本目标。我国两审终审制的建构基本上遵循了大陆法系的模式，但第一审程序在吸收不满、保障裁判的正当性方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第二审程序的某些方面亦有待完善，其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裁判的终局性几乎不成问题，但裁判的正当性则主要来源于实体的正确性。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首先应当着眼于从第一审程序加强裁判的程序正当性，其次应当对第二审程序加以完善，并在完善再审制度的基础上赋予当事人更多的上诉机会，从而使终局的裁判更加具有正当性。     

我国地方政府权力来源之分析

地方政府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众有着直接、广泛、密切的联系，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视地方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治理地方事务，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地方政府权力的真正来源是什么以及如何正确行使我国的地方政府权力，可以通过分析我国早期地方政府体制的确立、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的权力及其来源演变、以及我国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来源来揭示。     

我国民事诉讼中悬赏取证问题探讨

所谓悬赏取证，是指当事人为证明诉讼事实，以公开许诺奖励的方式，请求证人为其作证的举证形式。诉讼法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针对悬赏取证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从两个典型案例出发，探讨悬赏取证出现的现实基础，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其证据效力；并且悬赏取证不等于收买证人，与收买证人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对悬赏取证的法律规制问题予以阐述，以期规范我国的取证方式。     

前苏联违宪审查的制度基础及其实践运行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审查制是前苏联时期施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由于奉行"代表机关至上"的权力构建理念,使得前苏联只能把违宪审查权交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审查制的运行状况并不理想,流于形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权力旁落、宪法权威被漠视。     

关于"正义"的法哲学研究

法律应体现正义,对此应作出法哲学的历史考察。研究表明,对"正义"的追问必触及到其中关于"程序"与"伦理"的内在矛盾。要强调,"程序正义""伦理正义"的合理性,共同构成"法律合法性"的基础。总之,应当立足实际建设体现"程序正义""伦理正义"相统一的"正义之法"。     

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思考

20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不同于19世纪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干涉行动,即以安理会为主导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其合法性依据主要在于对宪章第39条的合理解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安理会授权难题也可以通过安理会改革的方式获得解决。     

小议知识产权的正当性

随着知识产权的负价值功能日益突显及其为公众所普通认识，知识产权危机出现迫使人们对知识产权权正当性问题进行反思。从知识产权的起源入手，基于哲学理论追溯其正当性。不难发现，知识产权需要权衡私权与公权并确立其人权价值基础，才能具有实质正当性。这就必须有一定的法律限制，即在个人利益、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进行一种利益的平衡。     

Deconstructing Deliberation in the Appraisal of Medical Technologies: NICEly Does it?

Appraisals of medical technologies undertaken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etting of priorities for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in the NHS in England and Wales. NICE has been characterised as a deliberative body, an evalu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recent attention paid by those working within the health policy communit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mechanisms which deliver procedural justice, in the absence of societal consensus upon the substantive values which should underpin distributive choices in health care.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interrogates the assessment of NICE as deliberative in character. It also consi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itimacy and deliberation in this policy context, in light of the claim that 'thickening proceduralisation' by establishing and enhancing deliberative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is a useful strategy for addressing regulatory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