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党群关系

党群关系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基本命题。新时期党群关系面临着利益结构调整和治理模式变迁的影响,并在发展中形成新的特点。注重多元主体中的利益协调和社会发展,实现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将有助于形成政党协调社会的有效机制。     

论行政规划变更的法律规制

当下中国的行政规划似乎是在一个法治的“真空”内运行,规划的变更表现得尤为明显,完全不顾及行政行为的信赖保护,也不对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利益相关人予以补偿。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背离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也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尊重。因此,有必要对行政规划变更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反思,从而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行政规划的变更予以法律规制。     

夹缝中的表达

伴随着国家权威的建立,由国家赋予的法律和正规制度在农村已经确立了其地位。这是农村秩序与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农村的社会冲突中,法律和正规制度更容易成为强势人群的武器,并不能代表公正。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农民往往得不到法律和正规制度的保护,他们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需要在社会公正与合法之间找到平衡点。“夹缝中的表达”既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也是他们的位置使然。     

The Rise of Statutory Wills and the Limits of Best Interests Decision‐Making in Inheritance

This article addresses ‘statutory wills’ executed under the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MCA) for persons with impaired mental capacity.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tatutory wills, before exploring their rising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t considers the shift from the previous ‘hypothetical substituted judgment’ test to the contemporary ‘best interests’ orientation of the MCA. The article assesses the problems that the best interests approach raises in this area, and its (in)compatibility with the right to equal recognition before the law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guing that the pervasive reach of best interests in contemporary mental capacity law requires reconsider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a more limited framing of the power to execute statutory wills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appropriately balance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with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round the distribution of assets on death.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重返亚太”——兼论对中国在亚太地区重要海外安全利益的影响

遏制思想的提出者乔治·凯南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将会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主张对中国的遏制应采用"选择性遏制",即相机抉择使用经济、政治与军事的手段。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受到中国的空前"挑战",提出"奥巴马主义"与"重返亚太"战略以牵制与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在遏制中国的手段上,美国一改冷战时期以军事遏制为主的"全球性遏制"方式,采用了与凯南遏制思想一脉相承的"选择性遏制"方式。美国"重返亚太"将深深镶嵌进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的有关问题之中,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海外安全利益带来了新的挑战。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看加强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核心,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核心特征和显著优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党的十九大在党的建设方面最具开拓性的贡献,是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突出新时代党的建设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我们不仅要把政治建设看作党建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更要把它作为党建重大课题的破题和任务的开启。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的深刻内涵和重大实践意义。从理性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强调政治建设遵循了现代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政治建设是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教训所得出的基本结论;从现实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政治建设是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基于利益平衡视角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探析

大数据时代信息主体需要对其个人信息更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与此同时,信息业者呼唤对合理收集、处理信息的法律认可,信息主体和信息业者都对法律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基于对人格利益和信息自由的利益平衡以及对信息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的利益归属,应以利益平衡思想指导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对信息主体和信息业者的不同利益诉求进行不同保护,并对个人信息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利内容进行科学界定。     

智慧治理的时代面向与挑战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类迈入了智慧治理时代。它呈现出超越物理时空的要素整合、平台经济时代的技术赋权和代码规制的秩序导向等时代面向;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和算法的建模塑造、自由与控制的同步增长、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内在张力、法律变革中的规制难题、智慧发展中风险规制等全新挑战。因此,就需要确立包容性、法治化的智慧治理原则,探索技术赋权、多元构建、共享发展的智慧治理机制,加强新型立法的有效规制,构建技术伦理规范和风险控制机制,进而塑造良善的智慧治理秩序。     

论智能合约的私法构造

智能合约是一种通过区块链才能实现的新技术,在技术上是一种可编程的代码程序,在法律上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合同。其藉由特定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共识机制,实现了对当事人身份的识别,促成了智能合约难以逆转的自动执行,并在事实上排除了当事人的合同撤销权,成为跨越合同订立、合同履行两个领域的新型交易机制。智能合约对传统合同法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却不足以支撑技术自治或代码即法律等学术主张,也不足以否定实定法对智能合约的正当干预。在现行合同法框架下,仍然存在对智能合约及交易作出妥当解释的空间。除此以外,在智能合约的私法构造中,应当引入团体法思想,认可社团主义的自治机能,构建以信赖保护为核心的救济机制,实现法律与技术的同步发展。     

必要性与可行性:“被遗忘权”制度的引入之辩

数字化记忆是互联网信息时代的重要表征。“被遗忘权”制度的提出,突显了公众对“过度记忆”这一时代发展趋势的抗拒。但是,“被遗忘权”在本土化移植问题上面临着权利实施必要性、权利实现可行性双重困境。一方面,“被遗忘权”所欲保护的利益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删除权”所涵摄之内容重叠;另一方面,“被遗忘权”的引入会影响公众言论自由权及知情权的行使,危害良性社会秩序的建立。同时,由于“被遗忘权”的权利内容过于宽泛,易被异化为一种“特权”,从而影响互联网信息的流动,抑制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我国目前不宜引入“被遗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