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赔偿在刑事量刑中的作用——“药家鑫后续案”的启示

“药家鑫案件”的被害人家属在被告人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之后向其父亲讨要曾被他们拒绝的20万元赔偿款的事件又一次引发热议,这暴露出了民事赔偿在刑事诉讼中的尴尬地位,从此个案入手进行讨论,希望能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改进有所裨益.     

从“力拓案”看三资企业中境外人员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2009年发生的＂力拓案＂,暴露出目前我国三资企业中,境外人员管理存在内外有别的＂超国民待遇＂、多头管理的＂边界真空＂和金融危机引发的＂综合症＂等问题,三资企业中境外人员管理应该从境外人员趋同化、对等化管理入手,加强信息情报交流共享,建立健全三资企业境外人员各项管理制度,提高其管理工作水平。     

强化调查取证 强调诉讼提示 裁判文书说理——呼伦贝尔中级法院加强证据确保“案结事了”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审判工作大局，把“案结事了”作为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强化法官调查取证和诉讼指导以及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发挥法院审判职能作用，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     

浅析案例教学法在技工学校《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的运用

《法律基础》课作为教育部社政司组编的两课之一,是一门集专业性、理论性、思辩性、实践性于一身的学科,在讲授这门课程时,如按传统的方法往往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本文试结合技工学校《法律基础》课教学现状,在教学中尝试运用案例教学法,借此达到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利益基础

利益是诉讼各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最基本动机。不同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的利益取向不同,导致证明责任分配的差异。由于诉讼利益的多样性和冲突,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要是控诉机关。从诉讼利益层次性的角度来看,控辩双方基于裁判上的利益具有承担证明责任的必要,而法院因为不具有裁判上的利益,因此不能使其承担证明责任。在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中,必须尊重利益的要求。利益的确认也是一个程序的过程。作为证明责任基础的利益必须通过主张和抗辩,由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确认为案件的争议,才能成为证明的对象,成为法院裁判的范围。     

行政判决·行政判例·行政判例法——一种比较的视角

行政判决有三种形态第一种表现为正式的法源,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规范,称之为“行政判例法”;第二种虽非正式的法源,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在现实中发挥着和法律规范相同的作用,可称之为“行政判例”;第三种行政判决,既非正式的法源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可称之为“行政案例”。中国需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这种建构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以行政判例模式为蓝本,走一条介于行政案例和行政判例法之间的中间路线。     

谎报案件问题探析

侦查实践中,有些人为了掩盖犯罪行为或达到其他个人目的而谎报案件。谎报的动机、目的错综复杂,手段千奇百怪、真伪难辨,具有很大现实危害性。公安机关在决定立案之前,应及时结合多方面情况揭露假案,追查其谎报的动机、目的,作出相应的处理,避免失误。     

违约金调减的证明责任问题

在对《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后段的解读中,应将"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理解为违约金调减请求的权利成立要件,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理解为权利成立的法律后果。这一区分对应了违约金的双重功能,可为违约金调减请求提供更清晰的审理思路。成立要件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补偿性功能,适用诉讼法理;调减衡量因素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履约压力功能,部分适用非讼法理。根据现行法,"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证明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且不能转移。违约方的证明困难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在具体诉讼中可以通过事案解明义务缓解,但不改变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由此决定的本证与反证的区分。违约金调减衡量因素的调查不存在证明责任问题,应围绕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中展开。     

市郊结合部地区街面治安防控的思考

街面案件主要是指发生在街面和道路上的抢劫、抢夺、诈骗、盗窃等案件。当前,市郊结合部地区街面案件多发,为此,必须明确治安防控的责任主体,强化街面案件的预警机制,强化侦防巡诸警联动、责任捆绑机制,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公密结合,因地制宜,切实加大对街面犯罪的打击力度。     

“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缺陷

门萨仲裁庭在实现仲裁过程与裁决的公正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依然存在明显的法律缺陷:在中菲之间没有穷尽谈判解决南海争端手段的情况下,轻易地接受菲律宾的仲裁请求;没有执行审慎原则与公平原则,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了一边倒的裁决,明显带有惩罚中国的味道;对南沙主要岛屿法律地位的裁决违反了全球沿海国与海岛国的普遍意愿,对太平岛法律地位的裁决缺乏说服力;就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进行裁决时把《公约》等同于海洋法,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逻辑;裁决还限制了国际法发展的可能性。这些重大缺陷凸显了一点:仲裁结果不能体现国际法学界与南海研究界的主流认知,因而其裁决难以被各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