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野下担保合同效力的制度变迁

从担保行为历史、担保合同效力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考查,担保制度经历了从人格向契约、再由契约向政策的变迁,各阶段的效力规定均体现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并具有时代适应性.民法典对保证及物权担保合同中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进行了统一规定,其法定主义立场重申了对担保秩序稳定性的价值追求,反映了立法者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担保现实时追求公平的整...     

英美两国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判的演变

司法精神病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诞生和演变与法学的主旋律始终保持一致。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是司法精神病学的主要构成部分,英国1843年的麦克·纳顿条例是专门就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法律规定,它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立法都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美国最近20多年处理违法精神病人的法律改革对现代诸国的司法精神病学完善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所以研究英美两个国家这一方面的司法精神病学的历史和现状对推动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进步意义重大。     

增长驱动、城市化战略与市管县体制变迁

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我国经济增长逻辑和城市化进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市管县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发端,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为城市发展工业和解决城市生活服务;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时期,国家为了获得更加快速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并形成了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在此背景下,能够满足这种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战略要求的市管县体制重新得以复兴并得到全国推广;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级,中国城市化战略也由此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县域城市化和发展大城市群。在这种新的增长驱动逻辑之下,国家又寻求多种方式超越市管县体制,其具体方式包括"强县扩权"改革、"省直管县"改革、省域内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跨区域治理框架的构造。市管县体制的历史变迁本质上反映了国家在不同时期增长驱动逻辑下主动权变地革新政府管理制度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治理效果。未来中国政府层级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应该朝一种包含各种体制内容的、充分反映地区差异性的政府层级管理体系方向努力。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行的环境法解释与方案选择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议定书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制定的总体规划和实施细则,但是,由于其和其他环境法公约一样具有环境法的"软法"特质,一些《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履行机制出现了许多值得探究的边白。以"震慑型"方案还是"激励型"方案为主,需要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履行理论切入,深入剖析,对此两种方案进行理论、实证博弈分析,得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行方案的应有选择,为今后其他国际环境条约的履行提供相关指导。     

中国农村微观组织的变迁与功能分化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微观组织的变迁经历了“人民公社——村民委员会一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三种主要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全能型的农村微观组织形式被打破，经济功能分化出来，逐步演变为独立、合法的微观性经济组织。推进农村微观组织的功能的进一步分化，特别是培育农村政治性微观组织，分担和承接村民委员会无力完成的农村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地方政府研究：从职能界定到行为过程分析

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政学界的地方政府研究的主题经历了从“机构改革”到“职能转变”的演变。但目前学术界的地方政府职能研究,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的职能界定和功能分析,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外部制度约束条件、内在动力机制及其变迁,以及地方政府在职能履行和角色转变过程中的行为选择逻辑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为此,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需要从规范性的职能界定转向政府行为过程的实证研究,实现地方政府研究方式从宏观到中观、从孤立到整合、从现象到逻辑、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型。     

从＂人民内部矛盾＂到＂公共供给不足＂——中国当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

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理论,半个世纪之后,胡锦涛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这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内部矛盾"逐步转变为"公共供给不足"。这一转移,肯定了中国当代社会主体从"人民"到"公民"的转变,同时也进一步要求政府职能要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保证社会各个阶层对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     

论党的执政中介：党组

党组是落实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中介机构,是把党的领导和执政贯彻到非党领导机关中的桥梁和纽带。应当以历史的视角、开放的眼光和改革的精神,系统梳理党组的历史发展轨迹,切实解决好党组的理论架构问题,充分开发党组的制度性功能和潜能,以党组的作用发挥拉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革。     

政府改革困境的制度结构性视角分析

目前,政府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关键,迫切需要我们深刻把握政府改革的规律.然而在现实中,政府改革面临着严重的实施困难,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改革双重不到位.从"国家悖论"与"政府失灵"理论出发,一般认为,政府改革面临的困境往往是由于政府制度变迁中制度供给主体缺失造成的,在理论上形成了难以深入分析的死结,也无助于政府改革的推进.认为,政府的角色冲突不是政府改革困境的根源和本质,而只是在考虑整体制度间均衡时的结果,忽略了政府的结构性特征;借鉴了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政治家-官僚分析范式,以结构性分析的思路为主线,拓展了政府改革的两方博弈框架.从而认为政府改革困境的本质是政治家与官僚间在政府改革中的目标冲突与信息不对称;并分析了阻碍政府改革顺利推进的路径依赖效应与改革激励不足的问题.指出,要打破政府改革面临的困境,可以从改革的社会沟通与激励,财政约束,官僚机构的偏好与理念,以及全面长效监督等方面着手.     

对行政诉讼法第51条的反思与修正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存在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在分析被告改变原行政行为利弊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