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取得自有股份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取得自有股份的行为通常会涉及到公司自身、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多重利益。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对这一制度的规定相当薄弱,在一定制度上影响到公司制度作用的发挥。我国未来公司法中的公司取得自有股份制度应在范围、资金来源、取得方式等方面进行修正与完善。     

中日韩自贸区的可行性与经济周期规律

自2002年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提出以来,学界和决策部门对其建立的可行性仍持怀疑态度。本研究率先采用惩罚性样条滤波（Penalized Spline Filter）对中日韩实际产出变量进行分解,计算了周期项的相关系数和滚动相关性并检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探讨建立三国自贸区的可行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日、中韩间同期相关度低,但日韩间具有显著的同期相关性,并自1998年趋强,三者之间无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角度来看,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时机尚未成熟。建议可以先尝试建立日韩自由贸易区,逐步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进程。     

也谈南海断续线的法律性质

南海断续线的法律性质对于澄清南海问题的实质及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其作为岛屿(礁)归属线的性质可以确证,而海上国界线、历史性水域线及历史性权利线等表述均存在瑕疵,为巩固我国对线内水域的权利主张,除岛屿(礁)归属线外,将其同时界定为可管辖水域线较为可取。     

农民、就业与法律父爱主义——以《就业促进法》为例

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就业成为涉及全局的大问题,也是相关立法必须解决的难题。如果立法中的规定强调政府主导而不注重权利保护,就可能导致法律父爱主义的倾向。《就业促进法》浓厚的法律父爱主义色彩埋下了政府裁量权过大、农民就业权受侵蚀等隐患。为此,应彰显农民的就业权利和自由,以理性、确定和比例三原则来规制政府行为,淡化甚至褪去立法的父爱主义色彩,走出价值悖论的迷宫,使该法善始善终,最终实现其促进就业的目的。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从“科学的代言人”到“当事人的枪手”——专家证人历史沿革与我国现实考察

英美法系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专家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而具有偏向性专家证人则是对抗制的产物。在中世纪，专家是以陪审团成员或者法官顾问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的，由法官进行引导和控制．以保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16世纪，随着知情陪审团被不知情陪审团所替代，法院开始传唤专家出庭，就某个专业问题向陪审团提供意见和结论。到了18世纪．英美法系审判中对抗的因素越来越多．双方当事人开始传唤专家作为各自的证人出庭提供意见。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专家证人并不具有偏向性。直到19世纪中期，专家证人开始为各自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在法庭上为就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专门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现代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产生。梳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的历史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已全面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应当具有中立性．并需构建一系列的程序和制度对专家辅助人的中立性进行保障。     

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实施执法监督的思考

200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生效后，我国形成了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全新戒毒体系，从法理精神和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上来说不愧为一大进步，更加有利于对执法权主体的监督，但由于这种监督多半是作用于实施决定权的主体，且当前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执法监督方面的立法缺失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的方法模式尚处于初级阶段，实际运作中，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主体的执法监督存在着从立法层面到实施层面的缺失，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党推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以民主革命时期为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充分认识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将文化建设作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动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主要包括：把推进文化建设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文化发展方针政策；重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历史经验为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给当今中国建设文化强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