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安全战略分析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侧翼。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半岛在中国的地缘安全战略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由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趋向多极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国相互竞争的局面,处于较弱地位的朝韩两国也不由自主地被纳入了周边大国的战略轨道,半岛形势空前复杂化。而两次朝核危机的爆发更使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跌宕起伏,波折不断。面对错综复杂的半岛形势,中国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战略目标出发,确立了以"对话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安全战略,并积极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论《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指导思想与政策取向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公布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明确提出了我国实现东北地区振兴的时间步骤安排、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基本途径和保障措施,为东北地区未来10~15年的经济社会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特别是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核心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以推进区域合作进程为核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加快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为核心增强区域发展活力、以发展社会事业和生态建设为重点提高区域发展支撑保障能力的政策思路,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

金融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在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科学的金融合作目标,探索切实可行的金融合作途径,对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应分阶段进行,目标规划也应该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合作的具体进程要采取“双轮驱动”策略:既要开展以银行业务和功能完善为特征的金融合作;又要开展以金融组织和机制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合作。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综述

中韩文化教育交流是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韩建交15年来,两国的文化教育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的交流协议,中国出现了"韩流"现象,韩国也掀起了强劲的"汉风",中国的韩国问题研究和韩国语教育发展迅速,韩国的汉学研究和中文教育持续升温,来华韩国留学生和赴韩中国留学生的人数稳居所在国外国留学生之首。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经贸合作的稳步增长以及两国文化的渊源关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针对全球治理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构建以合...     

“一国两制”澳门实践:成就、经验与展望

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政权组织逐步健全并高效运转,具有自身特色的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民主政治有序推进,经济稳步转型发展。澳门的成功经验在于立足“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澳人治澳”与善用内地因素三对基本关系。随着“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坚持以辩证思维看待和处理“一国两制”涉及的三对基本关系,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中国印尼货物贸易互补性分析

中国是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既是印尼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也是印尼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对于中国来说,印尼不是主要的贸易伙伴,只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从中印尼两国贸易商品结构分析的结论看,印尼可以在农业原材料、食品、燃料、矿物和金属方面加大对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可以在制成品方面加大对印尼的出口。两国贸易的互补性指数表明两国在技术条件、要素禀赋、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属于垂直型产业间贸易,具有较为广阔的贸易发展空间。当前中国与印尼的贸易正面临着一些障碍与困境:印尼频繁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立案,中国与印尼之间的传统能源贸易也面临不可持续的困境。鉴于以上各种原因,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印尼,来提升两国的经济合作水平。     

经济法学科学化的法教义学路径

科学化是经济法学科发展的关键。法教义学呈现了法律科学的逻辑性、体系性和可验证性的基本要素,为经济法学的科学化提供了体系化的可能路径。根据法教义学"价值-规范-事实"的研究框架,在价值层面,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是一种社会对国家经济治理权的想象和期待,旨在以正当、合理的经济介入方式维持和恢复经济系统的良序运行,经济介入的积极形式是培育市场功能条件,消极形式是对经济系统自主运行失序状态的纠正。在规范层面,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可分解为四组经济法教义学的"理想类型",从而构建起由社会功能、公正优先和法律义务三个要素组成的法律命题体系。在事实层面,经济法应实现立法的体系化与司法的操作化,达成法教义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     

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在此期间,德国立法机关不但对《刑法典》总则犯罪论部分的规定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而且针对犯罪的法律后果以及刑法分则乃至附属刑法中的诸多罪名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恐怖主义犯罪、妨害公务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保安监禁等领域尤其如此。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     

Erzählungen des Kindes‐ und Erwachsenenschutzes: Eine Anwendung und Erweiterung des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s

The Child and Adult Protection Authorities (KESB)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 since their establishment in 2013. The reform of the Guardianship Law provided for an institutional shift away from local guardianship authorities to regional specialist authoriti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NPF)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today’s controversy, simultaneously proposing an analytic strengthening of said framework. Previous NPF studies summarize policy actors into opponents and proponents. As a result, we do not know whether different actors use different narratives. We therefore separate the expert from the MP discours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xperts' arguments for a ne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a person‐oriented narrative dominated, which put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persons affected by guardianship measures up front.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controversy, in which a person‐oriented narrative seems to be dominant again, directed against the new author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