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构与政府行为分析

本文运用系统论原理将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分成检验检测机构、网络信息、控制协调、激励惩罚、责任追究、信用评价和资金保障体系等七个子系统。分析了各子系统的建设现状和发展要求,提出了促进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提升的政府行为要求。     

外企中方高管：远离政治的社会新阶层？①——以世界500强驻京外资企业中方高管为主体的一项考察

驻华外资企业中方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参与程度不高,是因为他们在利益上与资产阶级更加接近,并且很少参与企业外部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进一步团结的基础和趋势是强势的,其代表资方影响政府决策能力的机会和能力也呈上升趋势。因此,作为潜在的政治主体,如何规范他们的利益表达,引导他们的政治意识,就成了一项紧迫的课题。     

对民事执行权的再思考

正确认识权力是正确运用权力的前提。执行权既非司法权也非行政权,更非两者的混合,而是在立法权之下,与行政权、司法权并列,并借用行政、司法资源为特定目的独立运作的第三权,其本质是国家强制权。     

WTO与中国行政救济制度

关于我国加入WTO与行政救济制度的关系 ,目前的研究比较表面化。应当以加入WTO对政府活动的影响为出发点 ,以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及政府活动方式的一系列转变为基础 ,完善行政救济制度。具体包括 :一是从信访制度、行政纠纷的司法审查前置程序和行政补偿三方面完善行政救济制度体系 ;二是要在救济制度的规则方面强调裁判机构的中立性。     

构建和谐社会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依法行政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层面。依法行政能否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尺度,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1]。抽象行政行为作为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最重要手段,是依法行政的起点和基础,但在依法行政实践中,抽象行政行为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规章之间、规范性文件之间相互矛盾,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甚至出现了超越自己立法权限进行立法的现象。抽象行政行为的不规范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是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的体制性因素之一。本文在分析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现有监督机制局限性的基础上,论述了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保障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与规范,为依法行政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行政法制环境。     

学者型治理:集体行动的第四种模型

本文在简要回顾了有关集体行动的三种比喻性描述和三种流行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有关解决集体和社会困境问题的第四种模型:学者型治理。在三人开放系统和三人博弈的简单理论假设下,从四个方面讨论了在知识和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学者在社会治理尤其是集体行动中的可能性和功能,并简单分析了一些实证研究方面的回应。     

论行政行为的追认

行政行为的追认制度以实质法治主义、信赖保护原则等为理论基础,吸收了民事追认的若干合理成分,其核心内容是追认的条件与效力起始。在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行为追认制度是可行的和必要的。     

农民工发展趋势展望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从发展趋势看,农民工与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相统一,将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并将工会作为提高其组织化程度的社会组织形态。通过对农民工的发展走势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农民工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改善民生的实践及启示

素有"政坛常青树"之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始终把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福利等民生事业,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近50年的执政实践中,改善民生的政策导向始终如一.让人民享受到看得见的利益和实惠,生活过得更美好,是人民行动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改善民生的理念和措施,不仅体现到执政党的政策和纲领上,而且党在意识形态、干部教育、决策机制和政策输出等方面的工作,都凸显出改善民生的主题.这既是夯实其执政基础的"看家法宝",也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带给他国执政党的启示.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究

现行的民事原告资格的立法模式，从法律制度设计上排除了公益诉讼存在的可能性，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除直接受到公益违法行为侵害的个人或组织以外，还可以是非直接受到侵害的个人、相关社会团体和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