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变革与下岗失业人员的行动回应

从京、沪、津等8个城市的问卷调查资料来看,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下岗、失业工人的行动回应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他们采取了三种不同形式的行动:集体行动、个体行动、不行动。集体上访是最普遍的一种集体行动,其目标主要是经济性的;个体行动的主要形式是对领导进行质问和论理,其目标是解决工作和收入补偿。生存危机、管理腐败、目标预期与行动信心及文化程度是集体行动可能性最主要的解释变量。     

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

政治动员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以其独有的功能效应和运作魅力而持续吸引政治科学的关注。但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政治动员研究观念、方法滞后,解释不了基本问题和现实的变化,需要拓展新的研究空间。两个视角的深入应当成为研究前沿:政治动员的研究需要在界划各种类型基础上,注重分析动员过程中集体行动形成的隐秘机制———动员议题建构和公众聚合认同,以求取一般化理论知识;面对威权政体下政治动员往往带来“崇高的紧张”的结局、自由民主政体下竞选动员走向“失衡的承诺”的普遍化的现实,政治动员怎样克服“身份———功能”危机,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转向的趋势。     

行政行为的分类:概念重构抑或正本清源

要解决我国行政行为分类学说的混乱,从功能上说,只需保留少量必要的分类,而应将大量分类纳入相关原理介绍和讨论;从行政行为的内涵上说,勿需概念重构,只需正本清源,即将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权作用并实行分级分类;从行政法制度建构上说,行政救济范围的确定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行为的分类,不必过多批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这种划分主要服务于依法行政自律机制的建立,并且从行政程序法的草拟和行政行为的统计上来看,也有必要将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权作用,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分级分类。     

行政诉讼应该确立调解原则吗?

在制度多元的今天 ,在纠纷解决机制日趋灵动的当今社会 ,调解所具有的优越性固然不应该被忽略 ;但是 ,在我国行政审判的现实环境下 ,一旦在实定法上规定调解原则 ,调解本身所具有的弊端极可能彰显无疑。从策略上考虑 ,在撤诉制度实践事实上已起到调解作用的情况下 ,不宜再在立法上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原则。     

行政合同纠纷几个法律问题探讨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合同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合同内容是否受公法调整。非行政合同当事人由于不具有实体上的请求权,与行政主体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无权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合同起诉期限应当借鉴民事合同诉讼时效的规定,区分有效和无效行政合同,采取不同的起诉期限计算方法。行政合同违约赔偿,是一种行政赔偿,在赔偿范围上应以原告实际经济损失为限。     

论证券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诉讼方式

司法解释对证券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诉讼方式的规定引起很大争议 ,实践中也引发许多问题。在对集团诉讼的特征及其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适用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的同时 ,需要探究最高人民法院排除集团诉讼的真正原因。我国如果引进集团诉讼 ,必须处理好几个关键问题     

新时代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农民主体性功能及其实现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民主体性功能的发挥,关乎乡村建设行动的成败。新时代乡村建设行动的稳步实施,离不开农民主体的探索、建设以及评价等功能。然而农民主体性功能发挥却受到了历史因素、体制因素、组织因素以及内在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因此,应从破除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入手,不断提高农民主体的组织化以及增强农民自身综合素质,从而避免乡村建设行动陷入农民主体缺场的困境。     

小议我国股东权司法救济制度

对股东权的司法救济是股权保障的重要方式。以诉的构成要素为视角分析股东权司法救济程序，引导选择正确的股权保护模式。我国股东权司法救济程序还需进一步完善。     

文化与公共行动——基于浙江衢州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考察报告

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如何利用村落连带团体中既存的习俗与价值观等文化要素塑造公共行动．此等公共行动的达成对于转型中的村落秩序有何影响，进而此等公共行动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有何意义，局限性何在，制约因素又有哪些？文章通过考察浙江衢州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研究解答上述问题。     

试论保证期间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关系

保证期间是保证人能够“容忍”债权人不积极行使权利的最长时间,其性质是区别于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的一种特殊的责任免除期间.保证期间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是一种相互衔接的关系,就一般保证而言,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中断,债权人在重新计算的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