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解释:一种理解法律哲学历史发展的方式——读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

对法律哲学发展所做出的历史解释是罗斯科·庞德在其著作中提出法律的社会工程学解释和建构其庞大社会法学理论的前提性预设.而庞德本人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其在宏大叙事下的点滴努力.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方法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始终由于种种的原因而被研究者们所忽视.文中,作者采取一种思辩性的研究方法和一种批判性的研究进路来研究和审视一下庞德的这种历史解释方法以及其由此所考察的法律哲学的发展历程.写作目的不仅仅在于寻找和发现庞德法律哲学历史观的内在规律性和其理论脉络的转出以及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更在乎寻找出对其理论进行知识增量意义上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并揭示出其理论内涵对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所具有的问题意义.     

元好问在金代灭亡以后的活动历程

元好问是金代杰出的诗词曲大家。本分析金亡以后,元好问在蒙古王朝统治下,诗词曲创作和理论探讨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编撰金代史料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还肯定元好问在宣传儒学,保护儒士名贤,促进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团结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Entangled history and politics: Negotiating the past between Namibia and German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mibia and Germany is marked by intense exchanges about the meaning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olonial wars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erstwhile German colony. This engages various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actors including groups from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in Germany, whereas in Namibia the debate concern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victims on the one hand and German-speaking Namibians on the other.

The article explores this discursive situation and brings out a range of 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s to be understood as expressions of an entangled history that eschews attempts of appropriation on one side. The problems emerge most poignantly in terms of the still ongoing exchanges around the denial of genocide in 1904–8 which, given that the framework of the debate is predicated to considerable measure on German history, inevitably points to the Holocaust. A further strand of acting out and negotiating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concerns the mode of apology and redress which remains a contended question. Not least, this involves an incoherent set of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on both sides. Here, the call for dialogue made particularly by Namibians raises the sensitive issu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东北亚的历史变局与中国的战略调整——以中日力量转移为线索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东北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有一个因素十分关键,那就是发生在中日间的力量转移。历史和东北亚地缘结构均证明:作为地区主体板块,中国的强大是东北亚地区稳定的核心要素,东北亚力量中心向中国转移有助于促进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形成。但是,随着中日力量转移进入持平期,中日安全关系也将更加敏感、更加复杂,变数加大。中国必须充分把握这一趋势,塑造强国心态,构建新的身份认同,更加主动地推动地区安全与共同发展。     

德法和解历史对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借鉴与思考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处理好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初显曙光的时候,通过比较研究汲取德法和解的经验,将使我们获得有益的启迪。人们期待中日关系能借鉴法德在欧洲和解的智慧、创造出东亚地区中日和平与合作的奇迹。在战后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日和平友好与法德和解在亚欧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差异。法德关系经历并超越了相互憎恨的历史,走向了真正和解。法德和解奠定了欧洲合作的基石,两者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则开创了从欧共体到欧盟的欧洲合作新局面。与德法和解带动欧洲国家整合的硕果相比,中日和平友好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中日关系超越"战争历史"问题、国家地位身份认同问题、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和政治互信问题等方面也都落后于法德和解的发展,法德和解取得了创建欧盟的硕果,中日则刚刚取得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就在于没有战略合作的共识和目标,从而导致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和在战略上相互猜疑。法德和解的经验告诉我们,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必须构建中日战略合作的共识,在中日关系中制定并推行"和平、合作与共赢"的外交政策新理念。中日走出历史问题争论和民间对立情绪困境的出路在于中日政治家们是否有智慧搭建两国战略合作和战略互惠的目标与框架。中日需要开展面向未来的共同事业,推动地区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实现并深化两国关系的和解与合作。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胡锦涛的时代观

在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大工业时代,马克思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新世纪,胡锦涛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我党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战略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时代观。其主要内容包括：深刻变革论、和谐世界论、共同发展论、共担责任论及积极参与论。胡锦涛时代观是在新时期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论、世界历史发展动力论及世界历史发展道路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于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

民族关系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现有的民族关系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民族关系的概念不清、范畴不明和实质不准。研究民族关系时一定要弄清民族关系的概念,找准民族关系的研究范畴,把握民族关系的实质,才能得出较为科学、准确的结论。     

文化透镜下的畲族历史

本文从文化视角阐析了畲族历史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边缘化地位,旨在梳理制约畲族经济转型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源,以期实现畲族文化与经济的互动。     

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复线历史范式的内涵

杜赞奇通过解构线性民族主义历史并揭示其弊端,进而建构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复线历史范式.这一范式认为历史的主体和历史时间是多元的、复线的,并且历史与现实是一种复杂的互为因果性的交易,而进行复线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拯救历史,其切入点和主要理路就是运用话语分析.     

试论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

警政是对有关警察的国家和政府事务的统称。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是:以治安问题为起点,以警察职能为核心,具体考察中国历史上各种警政思想、警政机构、警政措施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警察职能的行使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警政制度的产生、发展规律。从时间上看,中国警政史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警政萌芽、发展的全过程;从空间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警政史,应该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版图作为标准。在学科性质上,中国警政史属于史学的专史范畴。但在中国警政史学内部,也可区分出中国警政通史、断代警政史和专门警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