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的动态特征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发生在商品流通和服务行业等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并未得到切实有效地根治,作为一种具有动态意义的新型经济犯罪活动,其触角逐步伸入其他行业和领域,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态势。其动态变化特征主要有：犯罪形式多样,犯罪手段隐蔽,侦查难度加大;行业特点明显,发案部门集中,窝案串案突出;案件数目上升,涉案金额加大,大要案比例高;职务犯罪突出,主体特征明显,顶风作案严重。其发展趋势表现为：犯罪领域扩展,防控精度下降;作案手法翻新,查处难度加大;组织程度提高,期货特征明显;社会影响恶劣,危害程度加剧。各地应根据本地商贿犯罪现实情形与发展态势,建立健全惩防商贿犯罪的长效机制。     

论受贿罪法律规制的完善

在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应予删除。对于"贿赂"的范围,应扩展至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     

论贿赂犯罪罪名体系

现行刑法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是以犯罪主体和对象为标准建立的,存在较大的缺陷,为完善这一罪名体系,本文认为必须以犯罪客体作为划分标准,对相关规定进行重新整合,分别纳入公务贿赂罪、商业贿赂罪和行业贿赂罪中。     

基层人大选举中“贿选”行为探析

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极具负面效应的政治行为也初见端倪。近年来,基层人大选举中出现的“贿选”行为正是这种大背景之下的一种腐败现象。文章在对基层人大“贿选”行为的内涵、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这种行为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并尝试提出相关对策。     

论国际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官员罪

贿赂外国官员罪是一种具有广泛危害性的国际腐败犯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对其作出规定,并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以预防和惩治该种犯罪。贿赂外国官员罪的构成具有跨国或涉外因素,行贿方是一国的国民、法人或者其代理人,受贿方是另一国家的官员,且本罪的构成只涉及行贿方的行贿行为,而不包括受贿方的受贿行为。本罪的犯罪目的是为使外国官员不履行其法定职责,以便行贿人自己或者其他人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现代商事信托的组织法基础

从民事信托到商事信托,信托关系的本质完成了从财产无偿移转的手段到企业组织架构的变革。商事信托作为组织法,其具有商事组织的典型共性,而且在制度设计和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标准上,商事信托也与商事公司制度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趋同。我国现行信托立法无论是在受托人承担有限责任的规定上,还是在信托投资的规模上以及在受托人的资格取得上,都离成熟的组织法的要求还都相距甚远。     

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完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应在分析缺陷的基础上,优化股权结构,强化董事会建设,加强公司治理监管,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信息披露。     

论公司法改革中商法思维的引入和运用

当前,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的背景下,商法思维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极大重视。我国于2013年12月28日完成的公司法改革,仅仅对公司资本缴纳制度进行了宽缓化处理,不具有结构性的突破。公司法再次修改的呼声渐隆。未来公司法改革,该如何引入和运用商法思维,目前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公司担保规范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争点为视角切入,对商法思维的意义、内容体系及关键点等问题进行释疑和厘清,在此基础上就公司法改革中引入商法思维的功效及具体运用问题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论述,并对公司法改革引入和运用商法思维的留意点予以探讨,有重要价值。     

制定《商事通则》论纲--以总体思路、体系结构为研究内容

制定《商事通则》的总体思路是 :《商事通则》只应调整那些传统民法难以或不便调整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关系 ;应以企业作为主要规范对象 ;只应将总纲性的法律规范 ,以及不宜以商事单行法的形式规范或以商事单行形式规范成本过高的内容包含进去 ;其法律属性应为具有较多公法规范的私法。《商事通则》的体系结构应根据我国现实的理论、立法和实践确定 ,应在《商事通则》的篇首置“基本原则”章。     

商业贿赂范围及数额司法认定疑难问题

具有市场价格且受贿人实际取得价值的礼券应当计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将免费旅游界定为商业贿赂,并非意味着与免费旅游相关的费用一概认定为商业贿赂数额。收受银行卡案件应当区分不同情况计算犯罪数额。贿赂案件中特殊汽车牌照、特殊手机号码的费用应当记入犯罪数额。行贿方付出了金钱,虽然没有直接交付受贿方,但将金钱周转成通过特殊汽车牌照、特殊手机号码表现的现实利益或者享受资格。应当将以金钱为背景、体现贿赂犯罪权钱关系的性贿赂认定为商业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