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建立对政府采购商业贿赂行为的公益诉讼机制

政府采购中的商业贿赂行为一直是政府腐败和商业贿赂的一个重要领域,鉴于现行的诉讼机制不能很好地对政府采购中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追责,为了有效防治政府采购中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及其泛滥,笔者认为宜建立公益诉讼机制。     

海牙管辖权公约(草案)条件下的未决诉讼

不方便法院、最先受理与承认预期规则构成了未决诉讼制度的主要基础。由于其本身的缺陷 ,在现有的法律背景下 ,它们正在沦为歧视性工具或法院争夺司法利益的工具。《海牙管辖权公约 (草案 )》一旦正式成文并生效 ,将提供一种全新的法律背景 ,有助于未决诉讼制度公正目的的实现     

油田领域商业贿赂案件的司法调查与对策分析

石油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石油勘探开发、生产运营的特点和特定经济发展环境,决定了在石油勘探开发、生产运营活动中出现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不断加大打击查办油田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力度,并从中总结出相关犯罪案件的现状、规律特点及司法对策等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商业贿赂犯罪的原因及其对策

商业贿赂犯罪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它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不仅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而且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密切相关。只有认真分析商业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彻底遏制商业贿赂犯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预防机制透视及其启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治理腐败犯罪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可行的、综合的社会预防机制。这一机制的提出,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反腐败机制,特别是对反商业贿赂犯罪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商事主体入典的法例考察与模式选择

商事主体立法史表明,完全融入民法典或分立嵌入商法典的立法方案都不足以适应商事主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易变性,商事主体单行法模式几乎成为当今两大法系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共同选择。我国编纂《民法典》在定位商事主体时,应打破传统民商分立或民商合一的立法思维与理论禁锢,选择民法典总则一般性规定与商事特别法相结合的商事主体立法范式。     

网络个体经营者商主体资格之辩

经营者开展营业活动须经商事登记,取得商主体资格。但现实中,大量未登记的网络个体经营者却在从事营业活动,对现有强制登记主义和商主体资格认定标准提出了挑战。"证照分离"改革后,商事登记确认的是经营者的主体资格和一般经营资格,其目的在于获得公示公信效力,是商主体成立的对抗要件,而非成立要件,其实质是行政确认,而非行政许可。为适应网络交易的新趋势,我国应当完善商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除商事登记外,还应当引入营业能力标准,将平台登记的作为商事登记的有益补充,进一步细化豁免登记的要求,承认未登记网络个体经营者的商主体资格。     

民法典视野下我国商事习惯的司法适用

商事习惯作为制定法之后的补充法源,既是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是重要的司法裁判依据。分析既有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在民商合一路径引导下,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将民商事习惯的适用约束机制同质化,商事习惯表现出独立于我国《民法典》第10条的适用路径。然而,商事习惯识别标准的模糊、填补商法漏洞的不足以及与民法规范适用顺位的分歧,影响了商事习惯司法功能的发挥。从我国审判实践出发,应将“习惯”理解为事实上的习惯;在此基础上,商事习惯的识别标准应坚持外观性标准和合理性标准。在适用顺位上,商事习惯应优先于民法任意性规范和旨在保护法律关系中弱者的民法强制性规范,以满足商法体系法源的自足性。与此同时,应借助商事习惯填补因商业创新和矫正我国《民法典》对商事活动特殊性关照缺失而产生的商法漏洞,以此助推良好营商环境的塑造。     

对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思考

商业贿赂是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其破坏了良好的社会管理与经济发展秩序,扭曲了国际竞争条件,具有很强的危害性。根据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具体特点,借鉴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和国际组织制定的反腐败国际公约的相关内容,制定我国的《海外反商业贿赂法》,以遏制商业贿赂行为的滋生蔓延。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及其刑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借鉴

商业贿赂犯罪侵犯了公平竞争的商品经济秩序,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危害十分严重,科学认定商业贿赂犯罪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及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商业贿赂犯犯罪的规定存在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相一致的问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借鉴,将"贿赂"范围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对外国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废除商业贿赂犯罪死刑的规定等是我国刑法应予完善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