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城市管理：理论轮廓与反思

近十几年来,公共服务途径经历了重大转型。一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公共服务精神受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主要依赖私部门管理实践,强调将竞争引入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性。实践中,新公共管理力求将市民(公民)定义为产品的消费者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顾客。研究显示,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促进了某些城市服务的改进,但也存在严重局限。主要表现在它不能释放改进公共服务的关键动力———市民和社区能量。作为一个整体,城市领导者与管理者在重塑公共服务改革议程中有着关键作用。作为改进城市治理质量,必须处理3大关键挑战。并将这一途径称为“新城市管理”,以寻求管理变革与地方政治复兴的融合。     

Social capital

In parallel with, and as a complement to, globalisation, ‘social capital’ has enjoyed a meteoric rise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Not surprisingly, it has been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cross development studies, not least through heavy promotion by the World Bank. As a concept, though, as has been argued persistently by a minority critical literature, social capital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Although capable of addressing almost anything designated as social, it has tended to neglect the state, class, power, and conflict. As a buzzword, it has heavily constrained the currently progressive departure from the extremes of neo-libe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at a time of extremely aggressive assault by economics imperialism. Social capital should not be ignored but contested – and rejected.     

地方治理理论的启示

地方治理理论作为研究公共事务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是新兴的治理理论基本理念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具体化。地方治理理论对于地方政府治理和改革实践,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地方政府应当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和公民参与的推动者;应当构建积极的公民资格,培育强烈的公民精神;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网络,为地方治理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Citizenship: a perverse conflu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meanings that citizenship has assumed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Its main argument is that, in the perverse confluence between neo-liberal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ory projects, the common reference to citizenship, used by different political actors, projects an apparent homogeneity, obscuring differences and dilu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ose projects.     

试论现代政府管制能力--概念缘起、内涵与中国的对策

提升现代政府管制能力是现代政府的永恒主题.近年来,政府管制能力问题业已成为重要的话题.从公共行政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政府管制能力与政府管制职能、政府管制权力、政府管制制度相关,是一种特殊的政府能力.这一判断构成提升中国政府管制能力对策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制度重叠及其应对之策

近年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彼此通过议题联结、成员联系和功能互动形成了密切的国际制度重叠,包括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联合国诸公共卫生制度、以盖茨基金会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公共卫生制度、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涉卫新型国际制度以及特朗普政府试图打造的美式国际公共卫生制度。制度重叠是国际公共卫生秩序的结构性特征,可能会约束与限制世卫组织治理有效性的发挥。全球公共卫生议题的复杂性、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政治化倾向和世卫组织的治理限度决定了协同治理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为此,国际社会需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持公共卫生多边主义,警惕美国另起炉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冲击。同时,世卫组织发挥协同治理功能的制度化需求迫在眉睫。此外,新型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制度是推动多元制度协同治理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愈加凸显的关键作用。作为国际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的负责任国际承诺为国际公共卫生制度重叠提供了重要的协调路径,中国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金砖国家集团等多边制度框架内的协调配合和相互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村级治理与乡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对于乡村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主要表现为 :村级治理推动了乡村政治制度化的进程 ,提升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化水平 ,维护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稳定     

公共利益与政府职能

公共利益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视角考察政府职能,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政府应该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己任,通过公共利益可以界定政府公共职能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作用,西方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政府也在经历深刻的治理变革,具体内容体现在民主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