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诉制度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的公诉制度有必要通过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实行以下三项重要改革：1. 在起诉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检察机关应当尽可能使进入审判程序的证据具有证据能力。2. 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建立此项制度有其理念、政策和现实根据。立法应当合理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范围、考察期限。实行附条件不起诉应当与当事人和解、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相结合，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3. 创建量刑建议制度。以与规范法院量刑程序相配套，有助于实现量刑公正和有效辩护，提高诉讼效率和公诉能力及水平。     

对“四战”背景下刑事技术工作的思考简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刑事犯罪居高不下，特别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频繁发生，有组织犯罪处于活跃期，新型犯罪不断涌现，这对公安机关传统上的防范、侦控的思路、方式和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新的犯罪形势，公安部提出了“四战”理念，“四战”背景下如何强化刑事技术工作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公安实际工作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能否回答法律性问题』的思考

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是法定证据之一.由于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一般都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司法会计鉴定与查帐报告和审计结论有质的区别,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对案件过程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案件性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对法律问题不应当采取一概回避或一律排斥的态度.又由于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不具备对案件定性的权力,司法鉴定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研究活动,决定了它只能有限制地回答部分与鉴定要求有关的法律问题.     

建立刑事诉讼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研究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或证据立法中均有明确规定。在我国建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具有社会基础、法理基础、现实基础,也是改变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现状的现实要求。     

略论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补强——以当事人证据和印证证明为起点

作为一种证据规则,证据补强是针对某种证明力薄弱之言词证据,须与其他证据合并提出.证据补强规则与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质上具有相通性.作为一种当事人证据,被害人陈述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或者证明力.在口供补强已经被我国刑事诉讼法移植确认的情况下,确立被害人陈述之补强规则也是合理的.具言之,在被害人陈述成为案件定罪的关键证据或者仅有的证据时,应当对该被害人陈述进行证据补强.     

性骚扰案件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本文根据性骚扰案件的特点,就性骚扰案件在诉讼过程中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据的收集和认定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1)在性骚扰案件中,仍应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担规则;(2)在证据的收集方面,正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认原告以偷拍、偷录方式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因性骚扰案件体现出的公益性质,当事人除可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外,法院应主动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3)在证据认定方面,提高对原告陈述的证明力的认定,同时,应降低对原告的证明标准的要求。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切实保护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     

技术与法律双重视野下的电子证据搜查扣押——以“肉食者”系统引发的争议为例

相对于传统的物证、书证而言,电子证据是一种纯粹的技术产物。对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的支持。肉食者系统在美国所引起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计算机技术发展与法律规范之间的一种冲突,而肉食者系统的开发本身即是计算机技术在法律规范约束之下的结果。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规律与法律稳定性的考虑,对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可以采取法律规范与技术规范双重约束的模式,即通过法律规范约束来保证搜查、扣押的合法性,通过技术规范的约束可以保证搜查、扣押所得电子证据的客观性。     

我国法务会计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法务会计是近年由英美法系国家传入我国的新事物。目前我国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存在着种种误区,缺乏相应的法务会计制度性实践,法务会计人才培养也与市场需求脱节。法务会计不同于司法会计,它们根基于不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必须立足于国情,与我国具体的诉讼、证据制度和司法行政体制相适应。     

公安机关收集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浪潮正推动着公安刑事执法水平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淡薄,取证能力不强等问题不容乐观,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公安刑事执法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重主观证据轻客观证据;重内容轻形式;重事后轻现场;忽视外围证据的收集.其根源在于司法理念落后,证据意识坚持"主观证据"和"客观证据"并重,迅速扭转目前的现场勘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