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发展到现代以后产生的一种历史形态。它除了法治所具有的共性之外,还有着自己的定性特征,两者并不完全等同。     

论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中的运用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筛选机制,其实质体现了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司法裁判时的利益衡量,因此利益衡量方法是界定原告资格的根本方法。原告资格的核心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包括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两个主要构成要件,界定原告资格需要对这两者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进行分析。利益衡量标准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个案中法官进行衡量时需要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的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社会需求因素加以考虑。     

作家命运与文学观——试论“三言二拍”与西鹤的“好色物”比较研究

中日文学虽然同属东方文化圈,而且日本文学从古至今深受中国文学影响,表面看上去十分相似、相近,但是,两国的文学观念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直接表?在“三言二拍”与“好色物”的文学作品里,同时也影响了两国作家的经历与命运。     

论并案侦查的推理形式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似,推出这些对象在其他属性上相似,但不排斥类比推理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推出这些对象在其他属性上相同。类比推理是一种独立的推理形式。在侦查中,决定并案侦查的推理形式是类比推理,不是归纳推理。并案类比推理可分为相似补缺类比推理和相似归并类比推理。     

论税收的民事保护

税收是以民事主体的经济活动为对象课赋和征收的,此类经济活动首先应为民商法所规律,因此,税收与民事法律密切相关。从公法的角度,结合私法的理念,以“公法之债”、税收优先权、税收代位权、税收撤销权和税收担保制度为切入点,对税收的民事保护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期对我国的税收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     

Appeals to Reaso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how statistical reasoning changes conceptions of evidence and proof. Beginning with three Court of Appeal judgments in which proof is quantified, it traces the implications of statistical ways of thinking about proof through the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This leads to the bizarre conclusion that proof is, by and large, impossible. The argument then takes a more constructive turn. The way in which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s conceptualised in statistical argument is criticised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proof depends on a precondition of trust in the way suspects are selected by the police. For that trust to be deserved, police suspects must be chosen in a legitimate manner.     

起诉便宜主义相关问题评析

起诉便宜主义在当事人主义及职权主义诉讼结构的国家都已有广泛运用并出现了发展新趋势。我国应扩大起诉便宜主义运用的范围。起诉便宜主义是审判中心主义得以确立的前提。起诉便宜主义与“检警一体化”是不相容的 ,并集中反映了检察官的裁判职能。     

关于入世后加强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长效管理的思考

入世后的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机制,必须满足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和人才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对人口总量予以一定的控制。     

论玩忽职守犯罪及其预防对策

近年来,玩忽职守犯罪情况较为严重,其后果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因此,从源头上预防玩忽职守犯罪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很有必要。文章分析了玩忽职守罪的概念和要件、表现形式以及玩忽职守犯罪的预防对策。只有积极地从多方面采取对策对玩忽职守犯罪进行预防,才能有效地遏制玩忽职守犯罪的发生。     

性别话语的历史印记与女性意识的当下尴尬

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当代中国女性的生活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女性的自我意识在权力话语的遗留和解构权力话语之间艰难成长、摸索前行.对既成的历史事实并深植于现有的社会结构中的中国女性意识的缺憾和不足进行探讨,对呼唤广泛的女性意识的理性觉醒和在差异中求平等、在开放中求自由的女性主义的到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