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计算机犯罪侦查取证的方法

由于计算机犯罪具有智能性、隐蔽性、跨地域性、以及资料易被篡改、销毁等特性,并且在侦查取证时技术复杂、要求较高,因而此类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较之于传统案件相对困难。一方面要坚持和遵循传统侦查方法,另一方面在确定犯罪现场、勘察现场以及对数据证据的技术分析等方面,要根据计算机犯罪自身的特点和内在的规律找出有效的侦查方法。以打击计算机犯罪。     

浅析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侦查阶段律师应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未得到有效的实现,需要在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道路交通事故中微量物证的利用

微量物证是交通事故现场的重要物证,重视搜集微量物证,掌握交通事故现场微量物证的种类、特点及对事故现场微量物证的提取和鉴定,能重现交通事故的动态过程,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重构。为及时侦破交通肇事案件、公正裁决交通事故纠纷提供可靠的依据。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价值冲突和选择——兼谈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之构想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上的取向。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预防违法、保障人权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有必要完善该规则。     

如何在侦查中提高物证的证明价值

在刑事侦查实践中,由于一些意识问题或是技术问题和经验问题,作为客观性证据的特征被发现提取后,在刑事诉讼的庭审中却受到质疑甚至是否定,因此如何提高物证的证明价值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要保障物证的证明价值,应当着重从提取和保全物证的环节入手,严格按照诉讼要求操作。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解读与评析

本文就《人体损伤程鉴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立法本意、“重伤一级”与残疾等级的对应关系、标准框架、标准中存在的技术问题等内容，予以解读。本文作者认为，（1）《标准》满足了司法审判中对“严重残疾”予以医学界定的需求，其中的“重伤一级”即是对“严重残疾”的明确界定。（2）对比分析显示：“重伤一级”的24个条款中，有23个属“严重残疾”状态，其残疾等级分属“1-4级”。（3）《标准》延续了原重伤、轻伤标准的鉴定原则不变，并修订大量条款，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4）《标准》大量吸纳了国际上ICF、GEPI等残疾分类的新理念，更具有进步性。当然，研究显示，标准亦存在一些技术问题：（1）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对技术标准的形式要件要求；（2）标准条款之间有不平衡、不严谨的现象；等等。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对《标准》条款的解读、争议、规制，将是中国法医临床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近年来,以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为诱因的侵权案件频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消解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与知情权、解释权、被遗忘权、脱离自动化决策权保护冲突的关键是,对格式条款进行类型化处理,分别进行效力认定。网络平台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致使信息主体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格式条款不应成为合同内容;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信息主体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格式条款符合我国《民法典》第497条规定之情形的,应认定为无效;“主要权利”的认定,在考虑合同内容的同时,应奉行合同性质决定论;以“理性人”构建网络平台的解释义务标准,力争在保障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同时,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     

比较视野下的证据关联性及其判定

关联性在各国证据法体系中均占据重要地位,但关于关联性的涵义各异。证据关联性的判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受各国立法中设定的证据规则、司法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影响。不同的证据种类与分类的审查判断方法又各不相同,总的来说要立足于证据的功能进行判定。     

知识产权与标准的交织

知识产权与标准全方位交织,即标准本体与著作权的交织、标准内容与专利权的交织、标准执行与商标权的交织。知识产权竞争策略的需要、标准对先进性与技术性的追求、标准本体需要受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标准执行需要监督的要求产生了知识产权与标准交织。知识产权与标准的交织引发了两者间的紧张关系,标准与著作权的交织产生了纳入法律的标准著作权与可获得性的紧张关系,标准与专利权的交织导致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的问题,标准与商标权的交织暴露了我国认证认可制度的法律供应不足的问题。     

实践中的证据法——中国证据法实施情况调查研究

证据制度是本次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体系的一个重要一级指标,我们选取了四项二级指标进行了评估,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并结合中国证据法治指数问卷调查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事人证据权利缺乏有效保障,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有所增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落实,以及司法证明过程缺乏合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