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核心劳工标准”与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文本之关系

"核心劳工标准"中所确立的权利和原则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要实现"核心劳工标准"必须借助我国宪法中的权利内容.由于"核心劳工标准"效力的层次性,其与我国宪法的关系也是参差对应的.宪法在实现"核心劳工标准"时只有使之权利内涵与效力等级相对应,才能在现有宪法权利体系中实现"核心劳工标准".     

论执行判决裁定渎职罪

执行判决裁定渎职罪是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的渎职犯罪。本罪在犯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两个方面。因此,其具体罪名可以确定为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和滥用执行判决裁定职权罪两个罪名。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或国家的司法公正。     

论侦查逻辑中侦查证据的效用差异性

在侦查逻辑理论中,评价和选择侦查证据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侦查证据的效用的差异性,它也关系着对侦查假说的评价、修改和取舍。侦查逻辑中的证据效用差异性是侦查证据相对于侦查假说的效用的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我们可以在现代归纳逻辑的框架内构造刻画这种差异性的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科恩的归纳支持分级理论。     

证据的客观性特征质疑

将证据定义为“客观事实”的结果 ,使证据必然具有客观性的特征。但在“证据材料”的形成和“证据材料”上升为“证据”的过程中 ,难免渗入有关人员的主观性 ,而认定证据权的依法行使 ,又使一定前提下的主观性为法律许可。悖论由此而生 :“客观性”的特征要求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依法产生的证据却未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的客观性特征既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又有悖于证据形成的法律规范 ,故应当舍弃。     

新合同法若干制度及规则的解释与适用

新合同法就格式条款、缔约过失责任、债权人的代位权及无权处分等民事制度作了规定 ,应采用体系解释 ,目的解释等民法解释方法来把握各项规则 ,以准确地适用法律。     

人工智能技术对专利制度的挑战与应对

人工智能在专利发明创造领域参与程度逐渐深化,对现行的专利法带来诸多挑战。一是人工智能算法的可专利主题。因人工智能算法看似与传统的数学算法一致而被视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尽管存有争议,但从专利法促进新技术发展和“与时俱进”的时代使命出发给予其专利保护是较为务实的做法。二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专利审查标准。针对传统专利性判断标准已在人工智能时代失灵,适当调整“专利三性”,确立适合于人工智能专利的“新三性”标准。三是人工智能生成发明权利主体的界定。在人为因素仍作用的弱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基于专利法中“二元主体结构”,承认人工智能作为发明人的资格,同时将专利权赋予人工智能开发者或管理者。四是人工智能专利侵权认定。在人工智能专利侵权责任承担主体上采取动态区分规则:区分人工智能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分不同阶段人类介入因素的作用;区分不同阶段不同主体对侵权结果的作用等。     

论电子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电子证据相应的证据地位,学术界对此争议颇多,导致实务中困境重重。实质上,我国的证据是以证据材料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分类的,而不是证据材料外在的表现形式。据此,电子证据尽管种类繁多,但其证明机理与传统的证据种类有一致之处,没有特殊之处,因此没有必要赋予其单独的证据地位。     

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可采性吗?——兼论江苏淮安中院再审崔景涛诉陈德勤借款纠纷案

本文引用民事诉讼测谎运用最为典型的案例,即江苏淮安中院再审崔景涛诉陈德勤借款纠纷案,首先列出反对者对测谎在该案例中的应用所提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和证明力两方面,接着本文相应地从这两方面为测谎结论在该案例中的应用证成。     

电子证据的相关问题

在美国，使用电子证据已经成为法庭上非常普遍的现象。陪审团审案时，试图使用电子证据的检察官要想使得初审法官采纳该电子证据必须克服一些阻碍。一些证据标准被设计来限制陪审团的事实发现过程。检察官可要求法院启动庭前审理程序来决定电子证据是否可以被采纳。建立一个电子证据保管链和专门处理电子证据的既定机构程序是检方工作的关键环节，这样能确保法庭调查中获得陪审团的信任。挑选能认同电子证据重要性的人员担任陪审团成员非常重要，同时还要避免选择那些想要根据自己专业知识来主导陪审团决议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