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过可靠证据遏制刑事错案的机制考察

美国学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通过可靠证据来遏制刑事错案的发生是非常积极且有效的,因此从宏观上构建了通过可靠证据来遏制刑事错案的机制。该机制以证据为根本,以证据的收集为起点,以证据的保全为核心,以证据的审查判断为重点,对与证据相关的诉讼制度进行逐步的改革与完善。     

作为证据的家谱-以清代坟山买卖及纠纷解决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坟山是家谱不可缺少的记载内容,记载了坟山买卖契约的内容、买卖经过、坟山坐落以及历史变化情况,使家谱在客观上产生了证明坟山所有权的证明力,并形成了将家谱作为证据的风俗习惯且为官方认可,在古代社会的坟山纠纷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刑事证据基本属性新阐释——应用论视角的证据价值、功能、工具定位

证据的基本属性问题是证据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证据属性的明确不仅和证据概念、证据分类这样的理论研究有关,更关系到证明标准的建构和判断、以友证据规则的设置与执行。唯有从自然和人定两个方面对证据属性进行把握．才可能较为理性地回答学术界已经提出、但仍然存在着极大争议的有关刑事证据的基础理论问题。此视角也才能够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新探索。     

银行卡盗刷责任分配规则之重塑

现有司法解释为处理银行卡盗刷责任分配,凝聚了共识,提供了解释的文本基础,但仍有调整之余地。在调整范围上,真卡盗刷与伪卡盗刷不应被区分,应统一纳入《电子商务法》第57条第2款的非授权支付责任分配结构内。收单机构、特约商户不应直接对持卡人承担盗刷的赔偿责任。支付机构只应承担约定的“先行赔付”责任,不得承担相应的法定责任。在涉及网络支付功能时,持卡人的授权支付,必须结合格式条款订入的规则加以确定。通过法律续造,电信运营商的责任可获补足,收单行与从事收单业务的支付机构应同等视之。司法解释确立的法定追偿权主要功能在于补足约定追偿权,以及在收单行与发卡行分离时,确立发卡行对特约商户的追偿权。     

论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基于经济法的“双重失灵”二元逻辑基础

现代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介入市场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社会公共利益是其法律本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确立的依据。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实现就是要保证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有效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析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

《管制刀具认定标准》是管制刀具管理的客观需要,它克服了以往以《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而造成的省际间标准的不统一,从而导致执法和认定的规制上的不足。但该标准也存在在文字表述上前后矛盾和实践执法中太过“标准”的显在不足。《管制刀具认定标准》需要有与之配套的《管制刀具管理规定》。     

同案被告口供的证明力研究——补强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

为了防止偏重口供并担保口供的真实性,各国大多设立了补强规则,规定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才能定案。在该规定是否适用于共犯口供问题上,尽管理论界通常认为共犯口供同样需要补强才能定案,但司法实践中却将共犯口供作为补强证据来认定犯罪事实。这说明对于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案共犯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但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无需补强直接定案;非同案共犯与同案非共犯口供一般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根据。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与证明

本文试图把证据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加以结构化、体系化;结合认识论和程序阶段两个角度,对证明的过程及结构进行深度阐释,并为了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而将这些内容归纳到某个模式图中。本文不强调定义的精确和理论的新颖,而着力于尽可能紧扣我国民事审判实务的具体场境,去尝试较系统地整理相关的基础知识。     

Widows,children and assistance from society in urban Northern Europe 1890–1910

The increasing urbanisation and industrialisation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promoted migration of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into the growing towns. As a consequence the protective network of kinship and village was lost. In the process the access to household production was also severely decreased. After the death of a husband in a labourer's household the widow had to face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sses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poor widow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To estimate the proportion of intrafamilial contributions, the role of the wider kinship group and to calculate level of support from poor relief authorities and other possible 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