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扩张与资产价格泡沫：案例、机制与启示

回顾分析1929年大崩溃、1980年代末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现每次资产价格泡沫的过度膨胀都伴随着大规模的信贷扩张;而信贷急速扩张的背后,则是长期繁荣所形成的大众乐观以至疯狂情绪.这意味着,应该从更长远的政策视野推进宏观金融调控体系改革,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双稳定框架,以降低实体经济、信贷扩张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同周期性所引发的泡沫风险.     

银行卡犯罪的发展趋势及其防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的发展,出现了银行卡智能化犯罪这种新的经济犯罪形式,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必须在分析和研究银行卡犯罪特点和案件高发原因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以有效地防范和打击银行卡犯罪。     

构建政府现代信用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加入WTO后,对诚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政府信用是建设信用社会的关键。建立一套适合市场经济需求的政府现代信用机制,对树立政府信用、推动全社会信用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信用证诈骗罪

信用证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对信用证的管理制度,在实施骗取信用证进行诈骗时,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仅是一种选择客体。客观方面表现为《刑法》第１９５条规定的四种方式。信用证诈骗罪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既遂、未遂之分。应当区分本罪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界限。对盗窃他人信用证后又加以使用、利用信用证诈骗银行“打包贷款”的行为应按本罪论处。     

物权债权区分理论的再证成

传统的物权债权区分理论遭遇现代性困境,物债区分相对性理论应景而生。解读方法存在问题,并不当然地表明解读对象本身也存在生存危机。物权债权仍然是两种彼此独立、明确界分的财产权利,但须理清方法逻辑,而不必弱化后作为权宜之计,或者彻底否定后推倒重来。物债区分的真正基础不在于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区别,而是支配权和请求权的划分。物债区分是财产权的基本而非周延性分类。所谓的债权物权化和物权债权化的诸种例证皆可以在物权债权相互区分的体系中找到应有的定位。     

论信用卡诈骗罪

信用卡诈骗罪是指具有法定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刑法》第１９６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其侵犯的客体是信用卡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认定本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应以超过透支限额一定倍数为宜,对恶意透支、盗窃信用卡、使用变造的信用卡、使用涂改的信用卡等行为,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定性,并作立法完善。     

对若干在ATM机上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行为的定性分析

对于在ATM机上非法使用诸如拾得、盗窃所得的他人信用卡取款等行为应当如何定性,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存有争论。传统刑法理论基于“机器不能被骗”的理论,认为此类行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这种理论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机器和人一样,都能够被骗。对于在ATM机上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取款、转账等若干行为,应视情况不同具体予以定性。     

我国中低收入者住房金融的“信贷配给”问题与对策

中低收入者住房融资时也存在着严重的“信贷配给”问题,即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开展住房金融业务中,倾向于少贷甚至不愿意贷款给中低收入者。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其内在必然性,原因在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在贷款给中低收入者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全面了解中低收入者真实的信用情况,又无有力的风险控制手段确保中低收入者不发生违约行为。为解决此问题,政府重点考虑以下方面：采取措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以及为居民提供低利率的住房资金。     

伪造信用卡犯罪中的伪造行为内涵与对象研究

刑法中伪造信用卡犯罪中的伪造不仅包括仿制其物理外观的形式伪造,还应包括将权利人信息写入磁条介质、芯片等的内容伪造。作为伪造对象的信用卡应当是具有物理载体的实体卡片,事实上不存在对虚拟信用卡的伪造。以虚假身份骗领无对应实体卡的虚拟信用卡应视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的骗领信用卡行为;利用权利人既有实体卡信息,复制虚拟信用卡的行为系对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非法使用而非伪造。有关伪造信用卡犯罪刑法规定的立法原意并不包含伪造空白信用卡,伪造空白信用卡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将其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以保持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刑法规定的协调。不能通过司法解释改变立法原意,现行刑法中伪造信用卡犯罪的伪造含义应有相应的调整。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用及其对执行力的影响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用直接影响着农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对于提高农村基层政府的执行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农村基层政府的信用现状影响着执行力的发挥,必须加强农村基层政府的信用建设,以提高其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