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认知、反思与建构

当前基于秩序、利益、自由等表述的经济刑法法益学说在认知进路上存在问题,无法形成本体和功能自洽的法益观。应当承认集体法益的独立性,立足法益二元论对经济刑法法益进行本体重塑与功能展开。它勾连宪法,是保障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外部条件的统一体,也是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规范保护的客体。法益不是刑法独有的保护目标,仅根据法益标准难以有效区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经济刑法的犯罪化应坚持保护适格的集体法益,同时更加注重合比例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补充与限制。经本体重塑的经济刑法法益兼具体系超越与体系内在功能,有助于在反思当下中国经济刑法立法与司法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刑法的立法理念与犯罪化标准,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与解释原理。     

五步教学法--刑法分则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 79《刑法》设置的罪名仅 10 8个 ,而 97《刑法》设置的罪名猛增至 413个。若按传统“逐罪讲解”的教学法 ,则每个罪名分不到 2分钟。怎么办 ?本文针对传统教学法不能适应新刑法分则教学需要的情况 ,提出了作者的改革思路 :五步教学法。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部分立法修订的建议

本文从法学理论、侦查学理论和诉讼实务的角度,在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侦查部分的立法条款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并对"侦查机关的职能界定"、"案件管辖"、"有关侦查概念订正"、"侦查章、节、条、款结构调整与内容增添"提出了立法修订的具体建议.     

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从事公务”作为其内在质的规定性和“身份”作为其外在形式的规定性是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根本所在。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包括各党派和政治团体的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政协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 ;在国有控股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但不应当将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其同级党支部组成人员视为国家工作人员。     

当前影响刑事办案质量的倾向性问题、形成原因及对策思考

当前,影响刑事办案质量的倾向性问题有重侦查轻审讯,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取证,重过程轻要件,重实战轻积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故此,我们必须讲求实效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和案情分析;讲求典范性,营造良好的竞争激励氛围;讲求科学性,以高技术水平为支撑,带动办案质量的提高;讲求规范性,提高侦查员的责任感.     

警察防卫权行使主观标准的重构

我国警察行使防卫权的主观标准方面尚不明确,权利行使面临着舆论质疑和制度约束的双重压力,主观上存在着危急情境难界定的困惑,进而导致客观上警察防卫难进行的现实问题。警察防卫权与正当防卫权有诸多相似之处,应当参考正当防卫理论中主观方面标准的防卫意识学说,在生命威胁原则大前提之下,采"防卫认识""防卫意志"的概然性标准重构警察防卫权行使的主观标准,保障警察防卫权的规范行使,保护人民警察自身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男性服刑人员心理防御机制的特点

目的探查男性服刑人员心理防御机制的使用情况及其特点。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使用防御方式问卷（DSQ）对355名男性服刑人员心理防御机制进行团体测查。结果男性服刑人员成熟防御机制得分最高,中间型次之,不成熟型最低（F=199．28,P〈0．001）。青年组成熟型防御机制得分低于中年组（t=-3．14,P〈0．01）;随受教育程度升高,男性服刑人员的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得分逐渐降低,成熟型得分逐渐上升;暴力组成熟型防御机制得分低于非暴力组（t=-2．18,P〈0．05）,不成熟型得分高于非暴力组（t=3．69,P〈0．001）。结论年龄、受教育程度及犯罪类型对男性服刑人员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影响。男性服刑人员使用不成熟防御机制的频度偏高。     

我国控辩协商程序的规范进路:以认罪认罚案件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刑协商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的确立,使刑事诉讼的重心由审判阶段向审查起诉阶段前移,与对抗模式下的庭审实质化相对应,控辩协商实质化亦成为协商性司法模式的基本要求。然而,控辩平等协商作为协商性司法的核心和量刑合意形成的关键环节,却未受到立法、实务层面的应有重视,相应配套之程序性规则体系与保障措施的缺失,使得控辩协商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控辩双方诉讼实力不平衡导致控辩协商实质性缺位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的灵魂。为增强控辩合意过程和协商结果的公正性,应探索控辩协商之规范模型,从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决策能力两个层面考量,探讨建立规范、具体、系统的控辩协商程序之基本方向和完善法律规范层面对控辩协商规制不足的路径。     

论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以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为背景的展开

职权调查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成型于中世纪,指为查明真相,庭审法官(或审判长)可不受控辩双方所提供之证据材料的约束,而依职权主动调查及收集所有可能对揭示真相有意义的事实和证据。这是职权主义国家的通常设置,也是职权主义区别于当事人主义的核心要素。法官职权调查原则的正当依据在于实质真实,并不违背公正程序的要求,也不会压缩刑事辩护的空间。中国的法官职权调查原则备受诟病,核心原因在于特殊的诉讼权力构造,而非职权调查原则本身。在庭审证明实质化的大背景下,强调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是保障实质真实的需要,符合中国的职权主义传统。     

1979-2019: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研究话语体系的兴起与转型

基于对话语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质。在恢复发展之初,刑诉法学研究以"法政话语"为主导,呈现"弱学理性"的整体面貌;在中期阶段,学术话语成为主流,刑诉法学研究处于一个学理性的发展时期;晚近阶段,微观化、技术型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学术研究进入了学理性的深化时期。在这种话语变迁之下,隐藏着刑诉理论研究功利主义以及研究方法有限性的问题。未来,研究者应当消除学术研究中的理想主义,生产出具有实践价值的知识产品,同时,注重对实证研究方法等的运用,进一步实现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