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分

由于单位犯罪的复杂性,立法放弃了对单位犯罪的定义权,从而将认定单位犯罪的任务留给了理论和实务界。犯罪是行为,行为表现意志。反过来说,意志支配行为,意志具有根本的判定作用。所以,单位意志是判定单位犯罪的最终指标,所谓以单位名义、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为了单位利益、单位的业务范围、由单位决策机关或者负责人决定,都是单位意志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判断单位意志的辅助标志和参考因素,与单位意志之间是现象与本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判定单位意志的标准,在于单位成员的行为是否符合单位长期的业务政策、规定、操作习惯,或者具有为单位谋利的动机并经过单位决策机关或者负责人决定。     

20世纪上半叶国际性难民组织与难民保护考察

1950年的联合国难民署、1951年的《难民公约》及1967年修订的《难民地位公约议定书》从制度与法律上对难民进行保护,是当今国际难民保护机制的核心角色。它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成立的国际性难民组织的难民保护实践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当今国际难民保护机制与早期难民组织提供难民保护面临的困境大体相似。本文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叶成立的4个国际性的难民组织在难民保护上所起到的作用,并试图分析其局限性,以期为我们考察当今国际难民保护机制的持久性与它延续的可能性提供历史的与国际关系的分析视角。     

试论古代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东南亚古代史》一书的结束语。《东南亚古代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从远古至19世纪初叶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地区史,既有对地区历史发展的综合性整体论述,又有对各主要国家和重要事件的具体分析与专题研讨;既有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又有对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各民族宗教文化的阐述。作者们从东南亚自身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及其特色、稻作文化与社会基本结构、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进、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与特征、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和本土化,以及中国、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

在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是一项广为接受的活动,它主要是指在各种支持组织的帮助下非营利组织提升组织能力的活动,而兴起根源在于福利国家变革背景下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困境、市场化的负面影响、"志愿失灵"与治理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兴起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在我国,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要与制度建设的实践相结合。     

关于农村党组织跨省联合共建的探索与思考——以广西百色市为例

农村基层党组织跨省联合共建是农村经济现代化中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需要,有利于促进相邻省区村与村之间的广泛合作与共同发展,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文章通过对广西百色市农村党组织跨省区联合共建的主要做法及其特点的分析总结,提出搞好农村党组织跨省联合共建工作的对策建议。     

苗绣浅议

苗绣起源于古代濮人的雕题纹身,其图案纹锦内容广泛,是苗族传统优秀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对策——以法制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逐渐成为法学上的一个新兴概念,然而关于非政府组织调整的法律与管理机制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影响了非政府组织功能的发挥。从法治的视角对现行有关非政府组织调整的法律与管理体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相关制度的重构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准入制度与管理制度、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扶持措施以及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自身建设等。     

非营利组织问责:概念、体系及其限度

随着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问责已成为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在对非政府组织问责的概念、类型、内容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非营利组织委托抑或代理人角色定位的厘定、自主性与依赖性的平衡选择以及自律与他律结合方式的探讨,阐明其问责的限度。     

革命逻辑的错乱:中共“文化革命”观变迁考察(1956.1～1966.8)

“文化大革命”自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在它全面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中共的“文化革命”观却经历了由“纯粹文化”到“观念”层面革命的三次反复,最终又由“观念”层面进入政治层面的“夺权”革命.其过程错综复杂,原因多种多样.对此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能使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共及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轨迹.     

‘I have so many successful stories’: framing social citizenship for refugees

The current US refugee resettlement system reflects the US government's agenda of having refugees acquire quick employment with low state welfare dependence and minimal fiscal and cultural disruption to the receiving communities.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assisting refugees hold broader goals for refugees, including feel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e USA. These goals represent a framing of social citizenship rights for refugees, and how NGOs frame social citizenship varies depending upon the NGOs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welfare state. Using data from 57 in-depth interviews, I describe how resettlement and assistance NGOs currently frame social citizenship for refugees in relation to market citizenship, and how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apes this framing. Findings illustrate the role of NGOs in creating a discursive space for expanding the social citizenship rights of refugees and the ways such framing is highly constrained by the definitions of belonging that emerge from market citize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