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出入境民警培训效果评估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出入境民警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以适应岗位职责和时代需求.要达到以上的要求,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不断强化对出入境民警的培训.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警察培训管理部门以加强培训效果评估来提高培训质量的做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对于我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侦查讯问中人权保障问题研究

人权保护问题是各国刑事诉讼中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就侦查讯问活动本身的特征而言,带有较强的利益冲突性,也就是说,在侦查讯问活动中,双方的较量和斗争反复出现,直到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或被制服,案情真相大白为止。而这种冲突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往往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突出表现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不足。在进行比较法考察之后,笔者提出了我国现代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研究

我国目前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不仅没有专门性单行法律、法规,而且在《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也只有些零散规定,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基本上是一项空白,缺乏系统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立法的缺乏直接导致环境管理权的缺乏,这与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及其防治的实际需要很不相适应,在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原因分析中,几乎都将政策与法律的缺失问题作为最主要原因之一。为了使土壤污染防治有法可依,需要健全和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目前,最亟需制定的是一部综合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目的、基本原则、管理体制和主要制度作出规定。     

论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实用艺术作品兼具实用性、艺术性、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并且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然而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却不能对实用艺术作品提供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其中的相关规定反而造成本国实用艺术作品与伯尔尼公约成员国作品“双重待遇”的尴尬局面。本文认为,我国著作权立法应当对美术作品进行狭义界定,将实用艺术作品与之并列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并对其提供著作权加专利权的双重保护模式。     

定性变量指数的编制及其监狱安全事故评估研究

在讨论单一现象动态总指数与多现象静态总指数分类的基础上,介绍了针对伴随安全事故发生的变量多为定性的非数值型变量的特点,怎样运用静态总指数方法编制监狱安全事故指数,并通过案例实证了运用指数评估监狱安全的实际意义,最后对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作出了客观评价。     

论学术自由权的保障与救济

学术自由权是学术共同体及其成员 ,在探查、研究、探讨记录、生产、创造、教学、讲演以及写作等活动中享有的追求、发展、传授知识的自由权。作为一种精神自由权 ,学术自由权具有非政治性、消极否定性等宪法权利属性。学术自由权的实现需要宪法与法律的保障。目前 ,学术自由权在我国还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 ,应当建立各种相关机制有效保护学术自由权的实现。当学术自由权受到侵害时 ,其实是保障学术自由的法律和制度受到侵害 ,因此 ,对学术自由权的救济可以诉诸司法和行政两个途径。     

三种社科学术期刊评价系统引证数据对比分析——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引证数据为例

目前社科学术期刊评价系统趋向于以引文分析法进行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但它们的引证数据和评价结论又有不一致的地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与作为各系统统计源的引证期刊数量和范围不一致有关,也与各评价系统的数据统计方式方法存在瑕疵有关。因此,我们在利用这些系统统计的引证数据进行期刊评价的时候,一定要综合参考各系统的统计结果,从而做出正确判断。     

管窥慈善事业的资本化——以社会效益债券为视角

滥觞于英国的社会效益债券整合了受益者、政府、投资者、非营利服务提供者、中介投资机构、评估建议人、独立评估人等参与方,用社会效益的评估体系让不同道德标准的人都能方便地通过资本市场风险自担、责任自负的规则,参与到社会服务领域的投资。债券结构的设计,在保留核心的财务激励机制基础上,采用股权投资结构重新架构,更易于明确投资风险,为资本市场所接受。     

我国青少年劳动权益法律保护之探析

青少年作为社会现实的或潜在的力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劳动大军.但是,我国在青少年劳动权益保护方面的现状令人担忧.提高全社会对青少年劳动保护的意识,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的能力,从立法、执法上完善、落实对青少年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将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环境保护法》对环境公益诉讼的限制性适用

2014年4月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做出了新的限制性规定。该规定虽然可以防止滥诉行为的发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此背景下,可以尝试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非规范性的限制,通过完善传统的私益诉讼等其他救济方式,间接限制公益诉讼的适用。这样不仅不会影响环境公益诉讼的适用,而且有利于完善其他的维权方式,进而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