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动到理性——刑罚目的三次大修正考察

刑罚目的的最初追求是单纯的报应，即以惩罚犯罪人为唯一目的，以后相继经过三次重大修正：第一次是从绝对报应到一般预防，第二次是从一般预防到个别预防，第三次是从个别预防到惩罚与预防兼顾，并以矫正为最终目的。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调解与和解

<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了两类解决纠纷的方式.其中"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又包含调解与和解.分析调解与和解的含义、条件、解决的事项、效力,厘清二者的区别,并提供了实务中的一些技巧,以期对公安机关的办案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     

“后死之悲”与“年命之嗟”——钱钟书旧体诗二题

现代中国学人之所以逐渐做到了“学术的自觉和自律”,其直接原因有二:其一即传统儒者的政治主体在历史摧折中已不堪负重,因而在他们身上早期就潜伏的出世之想,迅速地成为现实中最重要的生命需要;其二则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和分配体制在现代中国的巨大转型,不仅彻底扫荡了古代隐士们可以暂避风头的一切山中林泉,而且同时也直接摧毁了旧日世家残存的故居旧巢。如果说在学术研究中钱氏的“后死之悲”与“年命之嗟”相对不易明见,那么在作为其“学之别体”的旧体诗作中,这些思想情感则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构成了他诗篇中最鲜明的特征。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缺陷—法律人本主义研究的视角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首倡人本主义是我国法治的创新，但是在具体法律规范中演绎人本主义思想时存在缺陷和漏洞。它对保护人身权利是不够的，也与保护人身权利的精神不相符合，这主要体现在该法的第21条。同样这一问题也存在于保护财产权方面，比如该法的第11条、第89条和第102条。另外，该法还存在表达人本主义法律思想的逻辑不统一问题。条件成熟情况下，应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表达人本主义思想存在缺陷的条款进行修正和完善。     

Crime and Security in Asia: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The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ims to advance the study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Asia, to promote evidence-based public policy in crime prevention and to promote comparative studies about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Asia’s cultural and legal diversity are discussed in the light of the variations in rates of crime, imprisonment and victimisation. Fostering a criminological community in Asia will contribute to improvements in the provision of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hat is now required to combat trans-national crime.     

刑罚在立法上的评价功能

从立法意义上看,刑罚要素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发挥其评价作用。质的评价表现为,刑罚所代表的是国家对行为的否定,在刑法规范中,刑罚具有对类型化的行为进行定性的作用。量的评价表现为,“刑罚的配置”其实是针对犯罪类型的评价活动,一个罪行规范中的刑量,其实不过是立法者对作为该规范内容的犯罪行为所作的罪量评估。     

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

故意伤害罪是一种典型的结果加重犯，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法律性和直接性等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应查明被害人受侵害前的原始状况，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侵害行为的性质与程度和有无消极因素的介入，以科学认定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因果关系。     

刑法之根基

一部刑法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性的发现史。新刑罚体制对旧刑罚体制的取代，无不是人性的彰显。通过对人性的基础探究，透视人性与刑法的关系。冀望能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刑事法治建设有所建言。     

初论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制度

在我国立法不改的前提下,为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应尽可能地从司法过程中寻找出路。刑事和解能够实现有效控制死刑的目的,维护被害方利益,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但为避免＂花钱买命＂引发司法不公的弊端,有必要通过严格限定适用案件范围、明确法律后果、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加强和规范法官的引导作用,重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等,实现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