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个别化在我国之完善

刑罚个别化理论以罪犯人身危险性为核心,主张个别预防,强调刑罚执行方法、方式多元化。刑罚个别化包括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行刑个别化是刑罚目的之于行刑的个别化要求,是教育刑理念确立的成果。行刑个别化原则溯源,刑罚从报复刑、威慑刑、等价刑、报应刑,走向矫正刑、折衷刑。行刑个别化具有教育功能、感化功能,与＂刑罚经济＂相呼应,也是有效避免短期自由刑产生各种弊端的对策之一,并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个别化处遇、个别化教育之完善,最后提出行刑个别化要正确理解和处理三种辩证关系。     

先秦法思想之名学框架略诠——从孔子的正名主义到申韩的刑名之论

在先秦名辩思潮中,名实之论乃是诸学之媒介,常为诸子论政的形式性架构。儒家的正名主义发其端绪,法家的刑名之论曲备其详,典型代表了名辩思潮的政治化、实用化路径。儒法之名论,勾勒出从"秩序"价值到"赏刑"手段的名论脉络,且阐发了法律的"圣人制礼(或立禁)"的法起源论与"定纷止争"的法功能论,搭建出中国古代法思想的基本框架。儒、法皆"贵名之正",无意于申说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反映,而贵乎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统制。故而,儒法之名论不单显现了轴心时代关于法律学说共通的逻辑言说,更揭示了毫无二致的"法自君出"之本质精神。     

死刑复核中法医鉴定结论审查的特点与建议——基于634例统计分析

本文通过对634例死刑复核案件中法医鉴定结论审查情况的回顾性分析,发现死刑复核案件中法医鉴定结论具有5个特点:(1)死刑复核案件中法医鉴定结论需要移交法医审查的数量较多:(2)死刑复核案件中法官对鉴定结论或其他技术性问题审查的能力普遍不足,且差异很大:(3)死刑复核案件中法医鉴定结论质量差异较大,经过一审、二审审理,死刑复核案件中的法医学鉴定结论仍然存在各种问题,其中结论依据不足,可能需要补充鉴定、重新鉴定或无法继续鉴定的约占8%左右;(4)死刑复核案件中法医鉴定结论是否需要移送法医审查,受鉴定结论本身和法官个人因素的影响:(5)随着死刑复核工作的开展,法官对法医鉴定结论审查的能力有所提高。根据统计的结果,本文对目前死刑复核案件中法医鉴定结论的审查模式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并对审查模式的不足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中鉴定结论审查内容、审查程序,提高法官鉴定结论的审查能力,建立技术法官制度的建议。     

从社会管理创新角度看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深刻变革,我国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和方式等也随之创新。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及其实践,在我国已有15年的历程,取得了一定社会成效,也存在诸如执法理念滞后、执法体制机制不顺、执法不规范等需要加以改进的问题。破解这些难题,需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从社会管理创新的整体角度对其进行系统反思。     

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司法、民意和政治——以李昌奎案为中心

李昌奎案代表了一类"简单的""难办案件",无论法官如何决策,处理结果都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案反映出这是一个法律世界观缺乏整体性和融贯性的时代。民意、司法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以及社会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虽非中国特有的问题,但暴露出部分中国司法人员和学者对司法公信力、合法性、稳定性的理解是单维、偏颇的,缺乏健全的司法理念。经由对该案的讨论,本文强调,司法应该弥合而不是加大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如果司法要参与社会变革,它必须满足民众对公正的基本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兴起,使人们得以在事件流中辨识法律的社会意义,多元的法律世界观有可能获得融贯。     

黄海勇案引渡程序研究(下)——以美洲人权法院黄海勇诉秘鲁案判决书为主要依据

黄海勇引渡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复杂的引渡案。该案不仅涉案金额巨大,犯罪嫌疑人滞留境外时间漫长,历经秘鲁地方法院、秘鲁最高法院、秘鲁宪法法院审判,而且被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并由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反思黄海勇案中的引渡程序,我们应当持之以恒地坚持境外追逃,及时化解对方对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死刑问题的误解,严格遵守对方法律提交引渡请求,全面提交案件材料并果断地作出外交承诺,如实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妥善应对引渡中的程序性意外,正确处理在国外羁押期限折抵刑期的问题。展望黄海勇案,我们应当充分保障黄海勇的诉讼权利,全部兑现对秘鲁政府做出的承诺,实现对于黄海勇的公正判决,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与进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信心,实现我国境外追逃和国际引渡合作的良性循环。     

从死刑的存废谈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死刑是资格最老的刑罚之一,其历史至少和国家的历史一样漫长。死刑又是发育、成熟最早的刑罚,当其他刑罚还处于萌芽幼稚状态时,死刑即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死刑还是最早进入衰亡时期的刑罚之一,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死刑的生存便出现了危机。死刑存废之争已持续了二百多年,从我国刑法来看,死刑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死刑的适用还较为广泛。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死刑的设置与适用应极为慎重。对毒品犯罪的死刑使用应当予以必要限制。     

交通肇事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刑法第 1 33条规定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 7年以上有期徒刑。该规定相对于类似的过失犯罪来说处刑明显偏重 ,有太多的功利色彩 ,致使罪责刑不相适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 5条第 2款的规定不符合共同犯罪的理论 ,该规定中的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等指使者与肇事者之间缺乏共同的过失。     

刑事政策与刑罚结构分析

刑事政策虽然概念各不相同 ,但防卫犯罪始终是刑事政策的核心目标。刑事政策的研究是“历时性”的 ,因为它要探讨刑事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刑事政策对刑罚结构的调整有着重要的意义 ,刑事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刑罚结构的变化 ,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会有不同的刑罚结构。实现刑罚疏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论死者名誉的民法保护

在死者名誉的民法保护问题上,司法实践和传统理论之间出现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理论界从各种角度为实践中的做法寻找理论依据,现有的一些观点各有利弊,但都未能合理解释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这个矛盾。改变对权利能力的界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