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律对策

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在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证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践中,行政处罚听证适用范围过窄、听证笔录法律效力低等问题使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亟待完善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法治视野下死刑执行方式的抉择

死刑是一种处罚犯罪人的最高刑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式执行。”这样,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死刑执行方式并存的局面。然而,这与刑罚的目的、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谦押精神是相背离的,从死刑执行方式发展的历史上看也是不符合其规律的。因此,将死刑的执行方式统一于注射成为今后我国执行死刑的必然趋势。     

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与检察执行监督机制

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体现出多机关参与执行的特点,具有执行的高效与便捷的特点。但执行权的分工不合理,造成司法机关职权属性异化,不利于司法公正性的维护,也不利于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检察机关执行权与执行监督权因学界认识不统一,造成认识上的混淆,后果就是检察执行权和检察执行监督权合二为一,监督权脱离本色,监督失位,检察执行权缺失,参与性不足。本文对刑罚执行权与执行监督权进行了新的诠释与解读,并提出了刑罚执行与检察执行监督的具体制度设计,以期厘清两权的认识,构建公正、合理的刑罚执行体系与检察执行监督机制。     

故意杀人罪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关系实证研究——基于SPSS软件包所作的“相关”分析

作为联结故意杀人罪罪量与宣告刑量纽带的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各种量刑情节对宣告刑量的影响程度迥然不同,如是否共同犯罪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81,危害结果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12,被告人过错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279;而是否累犯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仅为-0.145,是否残忍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公为-0089.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对监狱服刑罪犯实行特赦释放的思考——以国庆60周年为契机

我国宪法规定了特赦制度。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特赦取得良好的效果,至今仍为人称道。以史为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宣布对一批被判处刑罚已经执行一定时间、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监狱服刑罪犯实行特赦释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贯彻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     

论教育改造的非惩罚性——兼与周雨臣教授商榷

罪犯教育工作在我国罪犯改造工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但是,关于“罪犯教育”是否具有“惩罚性”,一直存有争议。有人认为,教育改造对于罪犯而言,具有“强制性、痛苦性和不可选择性”,是教育改造具有“惩罚性”的表现。而惩罚从其本质意义上讲,具有报应和威慑的价值取向,而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具有善质性,目的不是为了让罪犯产生痛苦,而是使其发生改变,得到矫正,融入社会。     

论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机衔接

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都是国家对不法行为进行法律制裁的强制性手段,两者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显著的差异性。实践中两者经常发生立法上的竞合与适用上的错位,导致"漏罚"或"重罚"等处罚不公的现象出现。适用范围衔接、处罚轻重衔接、强化监督制约等六项举措,可以实现两者在立法和适用上的有机衔接。     

浅论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问题之关系

我国司法机关在对"刑事和解"进行摸索并取得不少成功经验过程中,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同时也遭受着诸多质疑。我们认为刑事和解符合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和刑罚的目的、功能,与我国"宽严相济"和"严打"等主要刑事政策也不相冲突,应作为一种新制度和新理念加以确立。     

我国死刑执行方式演变考

死刑,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刑种。我国死刑的执行方式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则经历了由野蛮、残酷的报复性惩罚,到文明、人道的人文性惩罚的发展阶段。随着死刑执行方式的不断演变,死刑执行的准确率也由最初的迷信、残暴,进展到如今执行的准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