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犯之辨

身份犯的身份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纯正身份犯的身份意味着行为人特定犯罪能力的有无,不纯正身份犯的身份意味着行为人特定犯罪能力的大小。身份犯的本质只能从身份所代表的特定社会关系的角度才能得以阐明,因此最能说明身份犯特殊本质的是“义务违反说”。在身份与共犯问题上,同样要从身份犯的特殊本质上才能找到正确答案,此外,还需对共同犯罪的实质进行正确理解。     

教育改造法制化刍议

教育改造法制化是影响中国教育改造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推进教育改造法制化,必须在内涵上将教育改造纳入法制与刑罚的体系,认清教育改造的多重价值,在摆正教育改造与刑罚关系基础上,坚持刑罚对教育改造涉问权。     

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正在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刑罚目的可作如下划分,即：以刑罚作为刑法的下位概念为基础,在横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主要目的（惩罚犯罪）和次要目的（预防犯罪）两个层次,此为狭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在纵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第一层次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直接目的）,——第二层次保护法益（根本目的）两个存在递进深入关系的层次,此为广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监狱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监狱的刑罚效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刑罚执行制度则是监狱工作有效运行的根本保障。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对于惩罚和预防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完善与创新监狱刑罚执行制度,以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死刑的立法完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它既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先要求形成一种合理的刑罚结构,这是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文章仅探讨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下,如何完善我国刑罚主刑中的死刑制度,并针对死刑制度的弊端,提出修改的建议和措施,以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现刑罚现代化。     

屠城、妄杀与死刑奏报——论蒙元时期死刑文化的转化

蒙古帝国初进中原的屠城之制,是根据蒙古传统法令而进行的一种刑事惩罚,它并不包括在成吉思汗所禁止的“妄杀”的范围内。但在向中原汉文化地区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面对着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冲突,蒙古统治者也不得不逐步改变其政策和法令,其草原法文化也开始深受中原地区法文化的影响,表现在死刑方面的转化就是把屠城包括在妄杀之中加以禁止,并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建立起死刑的奏报制度,对死刑加以控制。但和唐代等比较起来,元代的死刑程序比较粗略。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法律冲突的制度成因

作为无法回避的法律现象,法律冲突错综复杂,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法律冲突的特殊性在于其更为明显和集中,并给我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实践挑战和执行难题。其制度原因在于法律稳定与制度变迁的矛盾,城市管理双重体制的交错摩擦,政出多门的法律制定机制,法律内容执行的实践难题。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为背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该理念的内涵及它发生、发展和形成的途程。着重点在于探讨同该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贤们在以民为本与富民教民、法治与治国、德治与法治、为政与治吏诸关系上的经典论述,以揭示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建设的镜鉴和继承的重大意义。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法律思考

听证程序在我国还是一项崭新的法律制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与国外有较大的差距。文章在阐述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概念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同时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相关建议。     

现行刑法对劳动权保护的不足及完善

劳动权在现实中被侵害的现象非常严重,现行刑法对劳动权的保护在范围、犯罪主体、惩罚措施等方面均有不足之处。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设立专门篇章,内容上增设罪名、增设危险犯、加大单位犯罪和罚金刑的适用．可以更好地保护劳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