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效力的犯罪学分析

刑罚效力是一个属于刑法学意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刑法学界集中于刑罚报应和预防本质价值的刑法学论证,逐渐的由对立走向了统一。刑罚效力的犯罪学正效应包括刑罚效力的惩罚性、威吓性和教育改造性;刑罚效力由于刑法的阶段本质、刑罚配置不合理等原因,同样存在着负效应。应从刑法制定的充分民主、刑罚制度合理性以及执法的程序性等方面来避免刑罚效力负效应。     

剥夺军衔刑探讨

剥夺军衔刑是剥夺犯罪军人军衔的刑罚,1997年刑法典未将剥夺军衔刑予以规定。但是无论是刑法典本身或者是立法解释都并未明示废止剥夺军衔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官军衔条例》也并未被废止。剥夺军衔刑具有刑罚内容的独特性、适用对象和方式的特定性、刑罚主体的双重性等特点,它与军衔降级和取消、剥夺预备役军衔、剥夺士兵军衔有着明显的区别。     

建立我国刑罚执行中的回避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是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公正处理的程序设置。建立刑罚执行中的回避制度,使得受到刑罚的服刑犯人能够得到公正、公平的刑罚惩罚,得到公正的执行,这也是程序公正的必然内容。针对刑罚执行对象与刑罚执行人员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实行回避,是对服刑犯人进行彻底改造的重要保证,是对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     

作为间接法源的习惯法——刑法视域下习惯法立法机能之开辟

罪刑法定原则仿佛是套在习惯法头上的一个法箍,对刑法领域中习惯法的机能释放,施加着巨大的压制性作用。然而,正是在对主流理论———“罪刑法定排斥习惯法”这一论断的正本清源之中,隐含着挖掘和开辟习惯法机能的深刻契机。本文即是在这一进路指引下,对习惯法在刑法领域的功能予以拓展的初步努力。本文将着重分析习惯法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机能。文章在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分析框架内,对习惯法作为刑事立法的间接法源的功能予以了初步考察。进一步地,文章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例证和说明了习惯法之于刑事立法的重要渊源式价值。     

关于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思考

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制度,早在1889年就被各国相继采用.我国的缓刑制度在维持原判刑罚效力的基础上给犯罪分子以悔过自新的机会,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充分体现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缓刑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必要通过建立判前人格调查制度、规范缓刑的监管、增设缓刑"延长考验期"制度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     

20世纪各国死刑废除运动的回顾及评述

死刑废除运动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一项十分引入注目的问题,回顾和总结上个世纪死刑废除运动的历程和经验,是正确认识死刑废除运动的发生、发展及未来前景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法制史的角度,对世界范围内20世纪废除死刑运动的基本情况作了回顾和总结,并得出了几点启示,以期有助于目前对死刑废限问题的讨论。     

论数额犯罪

刑法理论对数额犯多作形式上的理解,认为数额犯所以为罪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践上则干脆认为数额犯是有着明确定罪标准的犯罪形态。本文从刑罚的可能性角度认为,数额犯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犯罪形态,是我国犯罪概念的立法体现,是我国犯罪构成的司法表现,“数额较大”的本质是发动刑罚的可能性,对于数额犯所表现的那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言,其罪与非罪的变化不是质的变化,而是刑罚对其法益的量的限定,也是人权对刑罚权的限定。是刑法最终的对行为人不法的结果无价值的实质评价。     

西方国家“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评介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其不仅体现在刑事实体立法之中,而且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及刑事执行等动态运行的全过程之中.刑之谦抑的要求与犯罪高压态势之矛盾促成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生成;调和刑罚报应目的与预防目的的综合刑论是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石;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之平衡是调整刑事政策的基准和杠杆;犯罪学研究的成果为两极化刑事政策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支撑.     

用人单位处罚权探析

用人单位处罚权是一种不同于行政处罚权和国家刑事处罚权的权利.它的根椐和性质的认定应借鉴、综合几种主要学说特别是固有权说和契约说的合理观点,修正其片面之处.用人单位处罚权的内容有三项,对其行使必须符合一定的有效要件.而我国当前用人单位处罚权的行使比较混乱无序,需要加强对它的法律规制.     

重刑治理经济犯罪有限性探析——兼论治理经济犯罪模式之构建

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经济犯罪不断增长的趋势,增加的刑罚量却未收到治理经济犯罪的良好社会效应.制约刑罚效益实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即刑罚对经济犯罪威慑力的有限性、经济犯罪自身特点及刑法所面临的道德基础性危性.因此尽快采取轻重有别的量刑政策的同时,建议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综合治理模式,已是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