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化

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限制是我国行政法治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然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在规范行政权时疏于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规范,致使公安行政执法工具规则规定的公安执法工具的范围过窄,要么就事论事,要么内容无序,要么操作性弱,等等。为此,必须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法律控制,扩大对公安行政执法工具的认识。     

破解“城管困境”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视角——基于对北京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的调查研究

近些年围绕城管执法队伍产生了很多争论,一方面,地方政府对这支队伍有很强的依赖,另一方面,这支队伍受到了很多批评甚至攻击。本文在对北京市城管执法队伍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对这支队伍缺乏明确的战略定位,这导致赋予他们的职责与这支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出现较为严重的不匹配,再加上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对这支队伍的结构和管理机制进行优化,结果使城管执法工作的职责不断扩大,与这支队伍的人力资源状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相应地,必须从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两个层面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借助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来化解城管困境。     

执法为民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执法为民是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公安工作的根本要求;“执法为民”理论的确　　立,对公安工作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实践中,应狠抓五个强化,切实提升执法为民的效应。     

走有中国特色的辅警建设之路

辅警,是警察的辅助力量。目前,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辅警在中国大地广泛存在。我国的警务实践表明,辅警有它合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辅警的理论和实践是现代警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认真加以研究,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辅警队伍建设之路。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好混混”

1990年代以后,两湖平原村庄中出现了好混混。好混混的出现源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乡村组织难以抑制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村庄公共品合作常常因此难以达成。好混混则可以依靠暴力和暴力威胁遏制搭便车行为,维系村庄公共品合作和供给,他们的好由此体现出来。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的公共品供给能力更加弱化,农民因此对好混混的需求更甚。好混混这一怪异现象,反映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存在局部不足。     

公安行政法“执法场景模拟”实训教学模式创新

公安教育改革的要求使公安行政法教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积极有效应对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实训课程”教学创新模式的组织运作为例,研讨集行政法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执法技能为一体的公安行政法新型教学模式——“执法场景模拟”。实训教学模式的整体构想。以期达成让学生接触公安实战工作具体情况、复习巩固公安行政法相关知识、锻炼独立思考能力、模拟运行公安行政执法程序、综合运用公安行政法理论和规范、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的组织法回应

虽然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工作已然铺开,但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并未为其提供充足的规范基础,既有的行政组织结构及其相应规则也没有为镇街有效承接执法权做好充分准备。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依然承受着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考问。以《行政处罚法》为框架的分析思路,并不能为消弭质疑提供有力支撑。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带来了镇街行政法身份、规模与组织形式、与区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属于执法权配置的结构性变迁,因而只能在组织法框架下探寻其解决之道。具体而言,应当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赋予镇街执法主体资格,在此基础上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形式安排镇街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理顺镇街执法与县(市、区)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为镇街执法提供必要的财政保障。     

The Cybercrime Convention Committee's 2017 Guidance Note on Production Orders: Unilateralist transborder access to electronic evidence promoted via soft law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Cybercrime Convention Committee's Guidance Note of Production Orders, published on 1 March 2017. The article looks at the legal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production orders with a cross-border element. It explains the Guidance Note's background and origins, the basic provisions in the Cybercrime Convention allowing the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to order and obtain certain information and discusses the requirements that follow from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This analysis is complemented by four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way the Guidance Note pushes the boundaries of acceptable treaty interpretation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Guidance Note, its position in regard to extraterritorial enforcement jurisdiction and sovereignty, its reticence towards fundamental rights and its refusal to define or clarify the important notion of “subscriber informat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unilateralism is not a solution. Instead of soft law plumbing, what is needed is an agreement between sovereign states checked by their constituencies.     

我国执行救助制度的构建

执行救助是在民事执行过程中,确因客观原因,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尚未实现,且其生活又特别困难时,由法院提供一定物质帮助的救济行为。它受到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热切关注。但是,国家层面的统一制度尚未形成。目前的执行救助主要是各地各级地方法院试点实践的产物,可谓五彩缤纷,形态各异。为了切实保障申请执行人生存权,实现社会和谐,长治久安,亟需构建统一、明确的执行救助国家制度。近年以来的司法实践,为该项制度的构建,廓清了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在此基点上,分析目前执行救助存在的问题,归纳共通的救助范围、对象、程序和具体措施,乃是构建我国统一执行救助制度的理想途径。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陈述申辩权保障之探析

陈述和申辩权是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作出前向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进行处罚告知法定必经程序的重要内容,是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一项重要的"事前救济"权利。执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对该权利的行使,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加强法治理念,提高程序公正意识,加强执法监督和责任追究以及律师介入等,对于保障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权、促进公正执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