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探析

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有可行性,它并不违反立法的本意。通过制度规范,可以防止法官进行调解时无法律程序可依,在现有权力结构下最大限度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节省诉讼成本,提高效率。     

司法调解与治理变革--以陕甘宁边区基层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司法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调解制度,则是当代中国司法调解的主要渊源。革命根据地的调解,不止是一项司法制度或者新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实质上更是一种治理模式,辅助革命政策的推行。通过荣誉、身份等象征资本重塑调解人,不断将革命伦理、法制融入新型调解规则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司法调解,较好地实现了革命根据地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有效消解了革命法制与社会旧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增进了普通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革命时期的调解尽管存在制度缺漏、行政导向等缺陷,但它对社会文化、习俗的娴熟运用,对社会组织、地方权威人物的组织吸纳,以及注重消弭社会冲突、维护邻里和睦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变革在法治中的生动体现,也成为当下司法与社会治理可资取鉴的历史资源。     

浅析成都新创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华西坝“调解天团”

近年来,医患纠纷数量多、调解难度大的问题依然显著存在。调解作为传统的医患纠纷处理方式之一,仍存在各部门缺少协同治理、调解员缺少专业医学知识等问题。华西坝派出所"调解天团"在调解医患纠纷中,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的调解模式和经验,新创由患方、医方、医学专家组和调解员组成的调解模式,弥补传统调解方式的不足,兼具公平性、专业性与及时性,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纠纷。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部分问题,可通过建立"互联网+调解"模式,加强宣传与推广、培养专业性与复合型的调解人才来不断发展与完善。     

纠纷解决机制外在制度环境的优化——以行政调解制度为例

深刻反思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实践,为行政调解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是行政法学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显然,与制度内在设计之改良同等重要的是制度外在环境的优化。就当下中国的行政调解制度而言,重塑其法律地位,加强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重构,建立健全源自行政问责的制度保障,就成为实现这种优化的具体内容。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行政调解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制度预期。     

谈治安调解实践及法律疏失

公安执法中治安调解被大量适用,但是治安调解范围把握不准确、程序不严谨、调解方式方法简单粗放、调解案卷不规范的情况比较普遍。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治安调解的规范性文件存在疏失,主要表现在调解的适用情形、基本程序、文书制作、起算时间等方面的规定过于模糊和粗放,导致警察自由裁量权过大,调解质量不高。因此,应当主要从修订法律和提高警察调解能力等方面提高治安调解水平。     

法国“共和国调解专员”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评析——以与我国信访制度的比较为视角

法国的“共和国调解专员”制度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预防和解决行政争议,以达到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机制。2008年法国宪法修改,改设基本权利保护专员,对原有制度进行改进。法国这一制度与中国的信访制度在功能和方式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其独特优势。其中,机构独立性、职权设置科学性、履职公开性等方面值得我国借鉴,以期完善信访制度。     

地位与策略:“大调解”中的人民法院

本文是对当前部分地方推行的,力图追求法院在大调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本土实践的反思,并试图通过论述证明:法院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很难真正地扮演起大调解中的主导角色。这与执政党对法院的定位、社会公众对解纷机构的选择倾向和司法的固有限度息息相关。法院的这种角色决定了其在追求大调解格局主导地位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策略。这些策略的采用虽然极大提升了法院解决疑难纠纷的能力,但却同时进一步限制了法院对主导地位的追求。二律悖反的事实说明准确定位才是法院在大调解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和关键。     

地方领导性别与民众清廉感知: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地方领导性别的视角出发,引入代表性官僚理论,揭示了女性地方领导提升民众清廉感知的作用机理.作者对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与城市主政领导背景信息数据进行匹配分析,发现女性在本地担任领导职务显著提升了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清廉程度的感知.进而,女性地方领导对民众清廉感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女性居民中,在男性居民...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The Danger of Cooptation and a Useful Reconsideration of Law Theory

The conceptual ori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äter-Opfer-Ausgleich (TOA), the German version of 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 Programs (VORP), in the criminal and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n Germany brings some dangers with it. It can hide the real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conflict mediation and prevent element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from giving up their shadowy existence. The practice of TOA for the most part is far from corresponding to the basic idea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reconciliation as well as to established professional reconciliation standards. Conspicuous is the multiple search for niches of acceptance and an adaptation to inappropriate ideas out of the world of juvenile welfare and criminal law. TOA/VORP in its conception is not the ideal way to foster a restorative justice approach but, on a continuum of possible steps for the treatment of conflicts, it is useful. If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has any essential meaning, it is not because of its modest attempts at practical realization but because it makes the essential tasks of law clear to us.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改造思考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是劳动法确立的一项重要程序制度,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机制之一。但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模式却颇遭诟病,新颁布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确立的相关制度也存在缺陷,所以,需要进行制度重构：一是应坚持平等公正、成本合理化、有效化解矛盾与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争议处理价值取向;二是处理个人争议与集体争议、权利争议与利益争议、侵权争议与合同争议应适用不同方式;三是取消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坚持＂三方原则＂,转移调解重心,实行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调解制度;四是淡化劳动争议仲裁的行政属性以增强民间性,简化仲裁程序以提高争议处理效率,裁审实现分离,正确发挥仲裁功能;五是改造劳动争议审判组织及劳动争议诉讼程序机制,合理确定劳动争议诉讼的主管范围,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