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的司法权威观

董必武强调,维护法律与司法权威,是加强国家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树立司法的社会公信力,缺乏公信力的司法,必然导致司法权威的丧失;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切实加强审判监督和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必要的内部与外部监督机制;要维护司法权威,就必须正确处理有错必纠与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关系,既高度重视涉法信访工作,又要维护司法审判活动的严肃性;要维护司法权威,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司法权。     

黔桂侗族习惯法的变迁——以“款约法”为例

"款约法"是侗族地区侗款组织制定的规章约法的款词,是维护各款区的社会秩序的共同规约。"款约法"对于侗族来说就是法律,它从保护自己本民族利益的原则出发,通过"立法"——即盟款的手段制订了族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规范,用以维护本民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款约法"在侗族地区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在今天还有影响。因此,研究侗族"款约法"的历史地位、作用及启示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多元思想背景下的伦理法制--兼议东晋南朝法律思想的时代特点

东晋南朝时期,玄学成为当时具有时代特色的主流学术和政治思潮.但此时的思想界又呈多元化局面,玄、儒、佛、道各家思想对意识形态及政治领域各个层次的影响和作用并不相同.在统治者治国的实际指导思想方面,儒家学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江左君臣们仍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立论的出发点,还表现在儒家思想对当时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司法者主张情、理、法结合,提出了符合伦理人情的原则和方法.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影响推动着封建法律伦理化进入新的阶段.     

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复合式合成词比较

汉语绝大多数修饰式词是偏正型的。大多数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形容词性语素在中心语素后。汉语、藏缅语“名语素 +名语素”构成的修饰式复合词一般是修饰性语素在前 ,侗台语和苗瑶语部分语言名语素构成的修饰式复合词是修饰性语素在后。有的语言修饰式复合词有偏正型 ,也有正偏型的。支配式的复合词构词差异与这些语言主要语序有关。一般有补充式词的语言是有补语的语言 ,但有补语的语言不一定有补充式词。假设补语产生于补充式词前。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调查及检察维权探析——以云南省个旧市为例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增多,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刑法的修正充分表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的重要组成部份。个旧市检察院10余年工作实践表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检察机关的积极参与。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在儒家德治、礼治思想的反思和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中,董仲舒阐释了其德治思想。其德治思想的突出内容有三:其一,执政者要有德,有德是内在德性和外在德行的内外合一;执政者有德不仅能成为人民的楷模,而且是实行合理政治行为的根据。其二,执政者以仁义礼乐教化人民,唤醒和培养他们内在的仁义之质,人民自然应礼、中道,由他律的道德提升为自律的道德。其三,董仲舒为儒家的德治政治建立了天道的神圣根据,从而加强了执政者实行德治政治的责任感。     

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董仲舒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提出以政治统一为目的、思想统一为手段的“大一统”思想,并通过加强封建王权,利用国家力量达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统一了思想,从而将中国统一国家的发展同中华民族的发展置于同一轨道。强大的统一国家政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保障,同时日益增强的民族凝聚力,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保证。     

侗族地区的“现代犁耕”及综合现代化道路

黔湘桂毗邻侗族地区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现代因子+犁耕的社会主义文明阶段。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劳动生产率低下等等。这是侗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必须确认的现实基础。我们必须在这个现实基础与资源禀赋的结合中找到侗族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山区综合现代化。     

粤港警察院校警务技能与战术教学训练之比较

加强粤港警察院校在警务技能与战术教学训练方面的研究，对粤港警察警务技能与战术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训练方法、教官队伍建设等方面加以比较，可以学习香港警察在警务技能战术教学训练方面先进的经验和做法，以促进广东警察在警务技能战术方面的发展。     

问题与路径:中国社区矫正前瞻

社区矫正被称为刑事执行领域的革命性创新。但中国固有的刑罚制度,使创新性的社区矫正,发展起来后劲不足。有鉴于此,论文对社区矫正与社区的关系进行了廓清,对社区矫正对象仅限于具有本地户籍犯罪人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并认为社区矫正内容迫切需要充实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