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

本文将金融风险和被害人因素结合起来，借鉴被害人理论，社会学的风险社会理论，经济学的金融风险理论，结合收集到的关于金融犯罪被害的实事材料，通过分析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三种模式对导致金融犯罪被害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探讨金融犯罪被害风险问题。具体分析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的关系，金融风险是在何种机制下转化成金融犯罪被害事实，这个转化过程是怎样发展演化的，找出由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关键。在特定被害情境下，金融风险通过风险载体与加害人发生联系，并被加害人加以利用，进而使金融风险发展成金融犯罪的被害要因，由潜在的被害可能性向现实的被害结果转化。探索隐含于金融活动中的各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关系，为正确认识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也可为防范金融犯罪被害提供决策依据和指导建议。因此，探索金融领域的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作用机制，消除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进而减少金融犯罪被害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论贪污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外在因素及其对策

近年来,由于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日趋隐蔽,手法更为高明,心理准备更加充分,反侦查能力日渐提高,出现翻供的案件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翻供的面更广、程度加深。遏制和制服翻供成为当前反贪查案工作的难点。因此,全面分析掌握翻供原因,做好预防工作,采取有效对策,对制服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明犯罪事实,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潜力保护、要素培育和制度构建:俄罗斯反危机政策评析

俄罗斯反危机政策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目标相结合、静态的应急和动态的发展相平衡的综合性政策工具组合。根据俄罗斯经济面对的外部冲击和内在约束条件,俄罗斯政府在保护发展潜力、培育要素基础和构建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三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根本目的在于鼓励创新,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基因犯罪初探：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基因犯罪是伴随着基因技术而产生，因基因技术不当研发、滥用所带来的以及侵犯基因资源、基因信息的严重危险、危害行为。基因犯罪往往关联着不可预知的基因风险，基因风险是系统性的、不可测量性的、人为建构性的、复杂性的新型风险；它正是“风险社会”中典型的风险型态。刑法须由法益保护的基点，转换到风险控制的维度，方能有效应对。     

科技企业融资模式及风险融资制度刍议

通过对我国科技企业在融资领域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分析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模式,提出科技企业的融资模式应当与证券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措施,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二板市场的完善,建立一个以科技企业为核心的融资平台的制度创新模式,提出我国证券市场二板市场应当以科技企业的发展为核心,应当与风险投资制度相结合,在二板的基础上实现科技企业融资模式市场化,通过提高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企业发展,协调投资者、政府、科技企业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     

公安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随着公安信息化工作的推进，信息安全风险成为了公安机关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通过准确地识别资产、脆弱性和威胁．合理为其赋值，可以计算得出风险值的大小。以此为基础合理决策，采取转移、避免和对抗等措施，能够确保把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保障公安信息的安全。     

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中国的地缘政治动机与对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逐步调整了其传统的不参与区域经济集团的政策,对区域合作的态度日趋积极,并且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明确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即EPA战略)。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存在明显的排斥中国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政治因素特别是日本的地缘政治战略。日本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地缘政治战略特征。对于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排斥我国的倾向,我国政府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DIVORCE AND THE FAMILY COURT: WHAT CAN BE DONE ABOUT DOMESTIC VIOLENCE?

Approximately 50% of couples who have separated report being victims of violence and/or emotional abuse by their former intimate partners. Family courts can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ward reducing the number of intimate partners who report being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abuse during and follow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divorce proceedings in three ways. First,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participation in nonadversarial procedures. Second, implement mandatory assessment/screening for domestic violence using field‐tested instruments that link subscores on sets of items (e.g., control motivated violence, conflict instigated violence/abuse, substance abuse associated violence/abuse) with appropriate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s and/or resources. Third, educate family court judges, lawyers, mediators, and other court personnel in the dynamics of domestic violence generally, as well as the dynamics associated with separation/divorce.     

慈善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读布鲁克斯的《谁会真正关心慈善》

布鲁克斯认为宗教信仰、对政府经济运作的怀疑态度、工作和健康的家庭是美国社会个人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反观中国,在全民慈善时代即将到来之时,慈善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框架建设亟待跟上。     

震后恢复与重建中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研究

汶川地震发生后，在灾区恢复重建活动中遇到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因为法律关系变更导致了大量的法律纠纷和社会矛盾，因此，如何在制度上建立一套规范有序的程序来解决地震灾害所破坏的各种财产关系、人际关系成为法学界和灾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震后恢复重建活动要高度关注权力与权力关系变更、权力与权利关系变更以及权利与权利关系变更三类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由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关于法律关系变更制度的规定不系统、不规范，致使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才能解决本来应当由立法机关加以解决的震后灾区各种法律关系变更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因此，要通过制定《紧急状态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和《灾害保险法》等等法律法规的立法途径，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法律关系变更制度，为震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更加充分和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