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terns of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Cycle of Maltreat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tinuation and discontinua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hild maltreatment within the first 13 months of the child’s life. Differences in risk factors and parenting styles between families who initiate (Initiators), maintain (Maintainers) or break (Cycle Breakers) the intergenerational cycle of child maltreatment are explored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families (Controls). One hundred and three Health Visitors were trained to assess risk factors and parenting styles of 4,351 families, at both 4–6 weeks and 3–5 months after birth. Maintainers, Initiators and Cycle Breaker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eval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risk factors and poor parenting styles than Controls. Protective factors of financial solvency and social support distinguished Cycle Breakers from Maintainers and Initiators. Therefore, it is the presence of protective factors that distinguish Cycle Breakers from families who were referred to Child Protection professionals in the first year after birth. A conceptual, hierarchical model that considers history of abuse,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turn, is proposed to assess families for the potential of child maltreatment.     

风险规制与专家理性——评布雷耶的《粉碎邪恶循环:面向有效率的风险规制》

布雷耶在《粉碎邪恶循环:面向有效率的风险规制》一书中分析了美国政府在规制那些不起眼的风险过程中所呈现的风险规制议程确定的随意性、规制缺乏连续性等情形。他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可以归因于一个邪恶循环,即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国会的反应以及规制过程的不确定。为打破这一邪恶循环,则需要建立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去政治化的、精英式的"超级专家理性"制度。就我国风险规制而言,由于存在着与美国政府相似的问题,而布雷耶法官所提出的"超级专家理性"制度切中了我国风险规制体系的要害,因此,这项制度对于破解我国风险规制所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及其相关社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计量经济分析法学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演化模拟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通过构建由地方立法、诉讼、律师和地方法学教育等4方面组成的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实证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层次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评估方法,对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进行评估与比较,将中国31个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分为领先型、挑战型、追赶型和后进型4个集团,并通过采用灰色相关度分析的方法,将4项法律指标分别与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等4项社会指标进行灰色相关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是极端不均衡的。在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各法律指标的相关社会影响中,影响的效果从强到弱的排序依次是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从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层面和影响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因素层面出发,我们应采取缩小我国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的相应对策。     

伤残鉴定中智能障碍评定的多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智力测验在智力损伤与伤残鉴定中的适应性。方法对366例在精神损伤或伤残鉴定中进行韦氏智力测验的结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与鉴定专家评定结论进行比较。结果①韦氏智力测验结果与专家鉴定结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P〈0．01）,不一致率为68．8％,但二者呈现显著正相关（r=0．431,P〈0．01）。②影响韦氏智力测验的客观因素包括多种身体功能障碍及精神障碍,分别占32．2％（118例）和23．8％（87例）。③在智力测验时表现有主观不合作者为61．5％,而在专家检查中表现有主观不合作者仅为38．8％。结论智力测验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能直接引用评定智力伤残等级,需要结合脑外伤的严重程度、临床检查及社会功能等综合评定智力伤残的等级。     

信息导侦理念下传统与现代侦查手段的关系——基于风险社会语境

警察作为风险社会的信息管理中心,在处理和减少社会风险中扮演核心角色。面对当前犯罪的风险,警察必须以信息主导侦查为理念,以信息化为核心,理顺传统与现代侦查手段的关系,将两者有机结合、灵活运用,采取“多侦多网联动、现场提取痕迹物证、视频锁定轨迹、技侦碰撞数据、侦查落地查证、物证认定罪犯”的多维立体侦查模式,实现对犯罪活动的精确打击。     

风险升高与风险降低

由当代客观归责理论提出来的风险升高和风险降低理论都值得进一步反思。首先,任何与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的行为都必然在客观上升高了该结果出现的风险。其次,所谓风险降低理论实际上包含了三种应当运用完全不同的原理来加以解决的情况：第一,在＂真正的风险降低＂中,结果与行为之间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二,在行为人误认为其行为降低了风险的情形中,应从主观归责而非客观归责的角度出发排除行为的犯罪性。第三,在损害替换的情形中,应当在肯定行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前提下,运用紧急避险或推定的被害人承诺的原理来探讨行为的违法性问题。最后,对于＂扳道工＂案件,不能以风险降低为名运用假定的因果流程来否定客观归责的成立。     

论宏观审慎层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向

宏观审慎监管强调从金融体系整体出发以有效防范系统风险,发达经济体的监管改革实践表明,虽然监管体制模式存在差异,但明确负责系统风险防范的监管机构已成为当下宏观审慎层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共识。单一监管制是在完善监管机构职责基础上强化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权责完善的系统风险防范体制,多头监管制则是建立独立的负责系统风险防范的机构或组织。上述两种模式实质体现出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以及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是宏观审慎层面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完善我国的部级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将为未来我国宏观审慎层面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     

论医疗风险防范对策

医疗风险是造成患方医疗利益损害的潜在可能性,对医方、政府、社会造成各种损失和负面影响;医疗风险具有的独立性、风险产生和现实转化因素的多元性以及风险可防控性等特征;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医疗风险,应当厘清对正常医疗风险的分担规则和非正常医疗风险的分担规则;防范医疗风险应当采取完善医事法律法规、提高防范和应对医疗风险的水平以及增强患方自我维权和对医疗风险的防范能力,这对减少和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体系与机能之间——论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

从体系上来说,构成要件是考察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关系的切入点。关于构成要件概念的行为类型说与违法类型说会导致两者形成不同的关系样态。而有关两者关系的分离论与一体论又会在犯罪论体系上产生不同的体系效应。这些不同观点并非由机能期待所决定的,而只不过是学者们不同的解释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