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探究

个人信息本来是极其隐私的事物,在大数据时代却时刻处于"裸奔"状态,时刻面临被侵犯的风险。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信息保护再次引起关注。整体而言,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个人优先"与"公共优先"的宗旨博弈为出发点,以"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为核心,以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独立设置为落脚点,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尽快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助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关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图书馆建设的几点设想

国家检察官学院要建成一流成人院校 ,必须有一流图书馆。基于此 ,图书馆必须是师生学习、教学和科研的基地 ,是全国检察系统的图书情报资料服务中心。     

关于信息产品责任的思考

从性质上讲,信息产品责任既不是合同责任,也不是侵权责任,而是独立于二者之外的第三种民事责任——信赖责任。其构成仍遵循损害、行为、因果关系和过错的框架,但其具体内涵又与一般民事责任有差别。另外,信息致害造成的人身伤害或精神损害依照有关赔偿法,当无疑义,但信息致害造成的纯粹经济上的损失或者机会利益是否应予赔偿,这应根据个案,看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保护的旨意来决定。     

论我国反恐情报的运用对策

情报在国际反恐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准确、可靠、全面的情报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制定反恐措施的根本保证。必须根据我国反恐情报运用的现状制定运用对策。     

数字图书馆初探

数字图书馆是21世纪全球文化科技竞争的焦点之一,发展数字图书馆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图书馆具有众多说法,无一定论.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具有非常大的差别,它具有独特的特征、体系结构、工作模式.目前,数字图书馆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难题,如技术、版权等.     

信息污染的表现形式及其防治措施

由于信息服务体制不健全,信息市场的无序和失控,直接导致了虚假信息、重复信息、过载信息、缺损信息、误差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信息污染。信息污染扰乱市场秩序,会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我们有必要对信息污染的表现形式、成因、防治措施进行研究。     

证据理论革命与司法鉴定——以刑事证据为视角

证据是蕴涵了案件信息的物质载体。证据分为两类，即人证和物证。证据是证据形式和证据内容的统一。证据的形式是稳定的。可以作为识别标志：证据的内容是变化的。不宜作为识别的标志．故证据种类应以证据形式来划分。经过法庭审查采信的案件信息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绝大部分物证都需要通过司法鉴定来提炼出证据中的案件信息。     

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在我国征信体系构建中的法律定位分析

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法律定位分析系指对数据库保护的具体法律关系定位而言。在我国征信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权利主体是谁,具体权利及权利内容如何,需要在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征信国家信用立法、管理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路径选择并给出具体设计。     

论民法典中人格权的实证概念

尽管我国民法典以独立成编的方式规定了人格权,但是,由于对人格权的概念存在巨大争议,所以,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具体内容和规范来反观人格权的实证概念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更具有意义。从我国民法典的内容看,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实际上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对人格权的保护,二是对人格尊严的保护。隐私权与信息的二元保护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不能认为人格权编中保护的都是人格权。必须把人格权的概念与人格利益区分开来,从而决定其保护程度与救济措施的差别。另外,从表面上看,虽然看起来都是相同的权利(人格权),但是,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人格权与自然人的人格权建立在完全不同或者说完全不相关的基础之上--自然人的人格权是以人的自由和尊严为核心的,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所谓人格权完全是技术处理的结果。当然,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处理。荣誉权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具有人格权的特征;虽然民法典对其予以了明确规定,但是,荣誉权确实不应该是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表现,我们在实践中应当将其作为一种特殊权利对待。总之,人格权可以定义为:自然人享有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是个人自由、尊严在民法上的具体体现。法人仅仅享有与自由和尊严无关的名称权、荣誉权和名誉权,但法人的名称权、荣誉权和名誉权在实质上不是人格权。     

信息不确定条件下的外交调研 ——从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调研说起

突发事件起因复杂,前景难测,这为外交调研带来了信息不确定的困难.从广义方面说,几乎各种类型的外交调研都是在信息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需要外交人员学习在信息不确定条件下的调研方法.本文通过分析信息推理法、归谬法和综合法,为新中国外交界部分成功的经验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就如何克服调研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干扰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