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宗教热的社会根源探析

现代宗教热导源于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精神危机 ,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生态危机、核威胁、城市恐怖综合症、社会分离、变式文化、物质刺激、信息化、快节奏、社会竞争以及工业文明向后进地区的推进造成了普遍的焦虑与恐惧感、孤独与寂寞感、失落感、依赖与疏外感、疲惫与紧张感及适应能力缺乏感。这些精神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刺激了人们的宗教需求 ,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谐”对人生命的本质性意义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农业产业危机与政府干预——以海南“香蕉危机”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农业除要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面对科学技术和政策变递等带来的振荡。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干预不当却可能诱发或加剧农业风险。海南爆发的“香蕉危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危机的缩影再次暴露出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干预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海南“香蕉危机”事件的分析,剖析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危机的形成与治理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政府适度干预以应对农业产业危机的对策与建议。     

金融危机下企业经济性裁员的法律思考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常常以经济性裁员来减少企业的人力成本支出,这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体现。但这种经济性裁员涉及人数多,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影响。所以,在劳动合同法规范下,经济性裁员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履行法定程序。本文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出发,在论述金融危机下企业经济性裁员的法律后果与影响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经济性裁员的法律规定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金融危机下完善我国企业经济性裁员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后危机时代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兼及对我国之启示

后危机时代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主要任务开始由采取短期政策措施以遏制危机蔓延和深化转向金融监管立法制度改革,以此修复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根本性缺陷。美英及欧盟世界三大经济体先后颁布多项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折射出国际金融监管立法改革的新动向。其中加强系统性风险监管和加大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成为改革重点。为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突出解决系统性风险监管薄弱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缺失提供了借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食物权法律解析

食物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关乎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尊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首次对食物权作出规定,并通过一系列评论文件阐明其内涵、国家权利和义务以及监督机制。有关食物权的规定的出台有着重要意义,但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给食物权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在该背景下,如何消除饥饿,提供足够的食物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公共危机与领导干部危机公关能力的提升

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是由多方原因导致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施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管理最核心的部分是提升领导干部的危机公关能力。为此,必须提高领导干部掌握危机公关的策略、方法和技巧,提高公共危机预测和善于正确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以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恶性社会资本是公共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良性社会资本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各个阶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抑制恶性社会资本,提升良性社会资本,构建公共危机协同管理体系,培育公民的志愿精神,发挥民间组织和公民社团的作用是化解公共危机的有效途径。     

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绎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是在国家控制力极强、乡村社会自治性极弱的政治格局下,基层民众被迫执行国家一系列非理性政策的结果.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表现为单方面的国家权力下沉态势,地方社会的自治性不断削弱.随着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深度,二者演变为控制与被控制、挤压与被挤压的极端不对等关系.在此状态下,国家权力极度扩张而发生非理性的行为,乡村社会"缓冲地带"消融,面对外界的过度索取失去免疫力,无力抵抗,最终酿成农业危机.     

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危机”——以北京“病猪肉”谣言短信事件为例

谣言短信危机是信息社会中一种新型的公共危机。其显著特点是新传媒参与公共事件，这对于新时期政府能力和公信力提出了挑战。“病猪肉”谣言短信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暴露出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获取能力和危机公关意识薄弱、公共信息发布机制缺失以及政府公信力走低。因此，建立“公众本位”的信息收集发布机制、信息发布的法律规范体系和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危机应对模式是政府应对此类危机的重要议题。     

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应以职业道德为基础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在以家庭美德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道德体系逐渐解体的背景下,需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需要顺应中国社会的转型推动道德转型。相较于传统社会道德体系以家庭美德为基础而言,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则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提升全民道德水平的支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及公职人员应从态度、行动和形象上转变角色,积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