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研究——基于福建、湖南和贵州三省高校的调查

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体现为理性认知、情感认同与行为践行三个维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度、认同度和践行度均呈现出"中度偏高"的特征,且受大学生个体健康、家庭教育环境、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现状以及社会风气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俄罗斯法官独立制度的构成与运行

苏联末期开始的司法改革为今天俄罗斯法官独立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俄罗斯法官独立制度主要是依托《俄联邦宪法》、《俄联邦法官地位法》等形成的,具体包括法官不得兼职、法官行使职权不受干涉、法官的物质保障等制度。随着俄罗斯法治环境的改善,法官独立制度也从最初的成效低微发展到可以逐渐发挥其应有功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阶段论”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名存实亡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冷静反思其在我国运行的现实障碍。应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划分为若干阶段性任务,首先集中精力排除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不可急于求成、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深入思考我国的社会形势和民众接受程度,不可排除面过宽;必须改变对侦查机关防范和不信任的认识基础和错误心态;必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何保障法院、法官毫无顾忌地行使排除权;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当务之急——刑讯逼供;必须有政治智慧,讲究策略。     

日本老年人雇佣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劳动力不足问题将会制约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促进老年人就业,日本政府修改了《老年人雇佣稳定法》,制定了继续雇佣制度。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基本保障了日本老年人的收入及就业稳定。但也存在大多数企业与职工签订短期非正式雇佣合同等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可为中国进一步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及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提供借鉴。     

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

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规定。公益诉讼作为客观诉讼,不同于以利益救济为根本目的的一般诉讼,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确定范围,既不宜过宽,也要预留发展的空间。建议赋予检察机关和法律、法规确定的特定公益性社团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或单独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资格。要根据公益诉讼的特点,设置相应的程序,包括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前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的前置程序和临时禁令等。     

我国行政复议证据制度的突出问题与完善路径

我国行政复议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举证责任规定不够全面、证据开示和质证有所缺失、证据认定规则缺失、证明标准可操作性不强且严苛。修改的方向和原则应当是准司法化、兼顾效率与公正、内容体系化。具体来说,应当在总则中规定总体要求,完善举证责任制度,增加证据交换、保全、排除、自认、补强制度,限制复议机关所调取证据的效力,根据行政复议的目的和使命合理设定证明标准,对证据和程序两部分的内容分类归并,等等。     

论我国刑事证据法的转变

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诸多新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据法具有积极意义。为了促进我国刑事证据法更加科学、规范、文明,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规定予以进一步完善,以继续推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心从注重职权便利的需要向重视权利保障的转变、从注重证据形式向注重证据规则的转变、从着眼于细化证明标准向重视实现证明要求的程序规则的转变。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法医物证应用研究

法医物证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多种功能,但目前实践中对法医物证的有效发现、提取、保管、检验鉴定及应用的技术规范和证据规则尚不完善。本文从技术规范、诉讼程序以及证据应用的角度发掘法医物证应用的规律性内容,用以指导实践部门提高法医物证的发现、提取、检出的比率以及法医物证在刑事审判中的采用率及证明力,从而较好地解决定案证据的来源和案件事实的认定问题,并避免因法医物证错用而导致的错案。     

家事诉讼中法院证据调查制度研究——以我国诉讼模式的转换为背景

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没有明确家事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的区别,缺乏对家事诉讼的特殊性的考虑,尤其是在证据调查领域。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在举证不能或者遇到困难时,缺乏救济的方式和途径,法院也严格遵循一般民事纠纷的举证原则,不予主动调查。同时,法官的依职权介入容易被指责为职权主义的回归,从而有违法官中立的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家事诉讼中法院证据调查权不仅从实质正义的视角出发促进了中立原则的实现,而且弥补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的缺陷。     

乌克兰事件的世界意义 及其对中国的警示

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对欧洲的意义是确定了欧洲人主导的“新凡尔赛体制”东扩的极限和边界。边界历来都是武力确定的。克里米亚的结局对俄罗斯的意义在于俄罗斯守住了生存底线——底线是俄罗斯未来复兴的基础和前提;对欧洲来说,意味着欧洲东扩已抵极限。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罗斯只是在波罗的海东岸地区与欧洲进行过边界拉锯,而在乌克兰,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和冷战时期的戈尔巴乔夫有意收缩和放弃外,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基本没有失过手。从对付拿破仑到希特勒的“胜利”经验中,西方人明白,在陆军可以发挥作用的近地,俄国人往往可以完胜。黑海离俄罗斯太近且陆地相连,陆军可以直接进驻;而西方海权国家在此则鞭长莫及。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是生死之地,而对欧洲则是重要利益点,为了它,俄罗斯会用全部资源,而西方则不会。如果清楚俄罗斯在乌克兰归属的历史,也就知道2014年乌克兰事件意味着俄国反击欧洲东扩的历史才真正开始。乌克兰事件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中国而言,是有警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