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逻辑中侦查证据的效用差异性

在侦查逻辑理论中,评价和选择侦查证据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侦查证据的效用的差异性,它也关系着对侦查假说的评价、修改和取舍。侦查逻辑中的证据效用差异性是侦查证据相对于侦查假说的效用的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我们可以在现代归纳逻辑的框架内构造刻画这种差异性的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科恩的归纳支持分级理论。     

证据的客观性特征质疑

将证据定义为“客观事实”的结果 ,使证据必然具有客观性的特征。但在“证据材料”的形成和“证据材料”上升为“证据”的过程中 ,难免渗入有关人员的主观性 ,而认定证据权的依法行使 ,又使一定前提下的主观性为法律许可。悖论由此而生 :“客观性”的特征要求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依法产生的证据却未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的客观性特征既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又有悖于证据形成的法律规范 ,故应当舍弃。     

失范鉴定人将面临的三份监管“黑名单”

鉴定意见是重要的诉讼证据,是法官发现事实真相的得力助手,但失范鉴定意见则起着相反的作用。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分别发文,对鉴定主体展开信用管理,对于存在失信失范行为的鉴定主体,纳入黑名单进行管理,需引起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重视。     

论电子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电子证据相应的证据地位,学术界对此争议颇多,导致实务中困境重重。实质上,我国的证据是以证据材料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分类的,而不是证据材料外在的表现形式。据此,电子证据尽管种类繁多,但其证明机理与传统的证据种类有一致之处,没有特殊之处,因此没有必要赋予其单独的证据地位。     

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可采性吗?——兼论江苏淮安中院再审崔景涛诉陈德勤借款纠纷案

本文引用民事诉讼测谎运用最为典型的案例,即江苏淮安中院再审崔景涛诉陈德勤借款纠纷案,首先列出反对者对测谎在该案例中的应用所提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和证明力两方面,接着本文相应地从这两方面为测谎结论在该案例中的应用证成。     

电子证据的相关问题

在美国，使用电子证据已经成为法庭上非常普遍的现象。陪审团审案时，试图使用电子证据的检察官要想使得初审法官采纳该电子证据必须克服一些阻碍。一些证据标准被设计来限制陪审团的事实发现过程。检察官可要求法院启动庭前审理程序来决定电子证据是否可以被采纳。建立一个电子证据保管链和专门处理电子证据的既定机构程序是检方工作的关键环节，这样能确保法庭调查中获得陪审团的信任。挑选能认同电子证据重要性的人员担任陪审团成员非常重要，同时还要避免选择那些想要根据自己专业知识来主导陪审团决议的人员。     

论表象时代的终结

在科学证言的采信上，法院从有效性的表象或者替代者角度制定了标准，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法院依赖于市场的外行人对专家的行当的普遍接受这一表象。依赖于表象既会使法院犯下假阴性的错误，也会使法院犯下假阳性的错误。在Daubert案中，法院抛弃老旧的Frye普遍接受表象．要求法官要进行认识论探究，以确定所提出的证言是否值得...     

医疗物品致人损害责任的举证制度研究

医疗物品致人损害责任是医疗损害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又具有产品责任的某些特点。对外．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致损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原则；而血液致损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对内。医疗机构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因此在无过错时有权向最终的责任主体追偿。医疗物品责任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归责原则，因此受损害方承担了证明医疗损害责任三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而医疗产品生产商和医疗机构都可以通过举证《产品质量法》规定的法定情况的存在而免责，但医疗机构不得对“未投入流通”这一情况而免责．血液提供机构承担了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为了更好的平衡举证责任和举证能力．我国应该对与证据价值密切相关的两个制度证据保全和医疗鉴定予以完善。     

对我国刑事鉴定结论的反思

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黄静案、代义案以及连丽丽案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刑事鉴定结论中所存在的三大弊端:公安机关"自侦自鉴",对是否鉴定以及鉴定人的选择享有决定权;在立案侦查阶段的鉴定结论未经法院认证便当然地被作为证据使用;鉴定结论的采信标准不一,同时这三个案件也让我们看到了若要消除这些弊端,必须将关注.a集中在立案和侦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