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保护私人财产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社会上有种偏见:认为保护私人财产只是为了调动富裕阶层的积极性,实则不然,保护私人财产能够调动全民的积极性,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的重要保证。     

中心城区街面图像实时监控系统建设的思考

中心城区街面图像实时监控系统是城市治安防控体系的一部分,是把握社会治安主动权的重要举措。它的建设要按需设计,充分挖掘各方资源,搞好系统的整体规划,处理好系统建设中的各种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及其后现代转向

社会心理学的孕育、产生和发展过程,得益于许多学科或知识领域的推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首先与现代精神分析学及作为其重要知识来源之一的精神病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解之缘。精神分析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会对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不同的影响。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后现代转向,也或早或晚地涉入到社会心理学有关领域的发展中。其中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出现。后现代精神分析学既从心理学理论层面又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提供了孕育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动因。     

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

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是推进政府问责制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推进政府问责机制建构之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建构问责制政府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当前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以潘村的个案研究为例

笔者通过对安徽省西南部地区潘村的调查研究,发现该村近年来已婚妇女外出就业人口呈明显上升趋势,这是当前流行的“农业女性化”观点所无法解释的。本文试图分析她们外出就业的动力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间无序竞争的危害、动因及对策分析

地方政府间的有序竞争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地方政府间的无序竞争具有较大的危害,它威胁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平衡.无序竞争的动因主要包括政企不分,职能不清,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压力,现行考核机制不尽完善等方面,而优化政府架构,开展区域政府合作,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重塑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是消除这种无序竞争的对策.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批判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称激进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派.20世纪90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度复兴,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动向.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围绕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点、影响及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对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进行了批评,并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危机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被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替代的结论.     

后现代质疑现代性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借鉴作用

现代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体制、文化状况的统称.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主要有:以"微观权力论"质疑批判了西方所谓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工具理性"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以"非中心化"思想,质疑现代化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同时表达了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关注.这些质疑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启迪是:首先要明确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从产生异化的原因入手,创造条件防止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拒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求得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机制有效运行的原因及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社会形势,成功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唤醒了民众的革命觉悟,有效地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的有效运行机制,对新时期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Distributional impact assessments and the record of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the tyranny of numbers without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reflects upon the gross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reassurances given in 2010 by the 2010-2015 UK Coalition Government that their budget and welfare cuts would fall ‘fairly’ across the income spectrum, and the reality of what had happened by the end of that government. It asks how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assessment’ provided with the 2010 Comprehensive Spending Review could have been so wrong. In seeking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ypes of systematic bias are considered along with a discussion of ‘marginality’ in assessments of impact. Drawing upon the role of ‘power’ in impact assessment, it traces the ways in which methodological assumptions can eclipse the real life effects of policies behind ‘the average’ as well as by the unfair selection of the ‘unit-of-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