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分则的四种规定

有些文章对法定拟制与注意规定进行了研究，但是该项研究有待完善。刑法分则有四种规定，对四种规定的界定是否科学合理，关乎到能否准确定罪量刑，也涉及对法律规范的正确理解，立足体系解释原理，对分则的四种规定才可能做出合理界定。基本规定是对定罪处罚的最一般规定；拟制规定是对构成彼罪的行为却按此罪论的规定；指示规定是指示司法工作人员在多种结论中如何选择一种作为处理案件的结论；提示规定是为了引起司法人员的注意而做的规定。     

抢夺罪合理性质疑——以飞车抢夺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夺罪存在着不利于实现刑法根本目的的有悖于法理的弊端，抢夺罪的存在模糊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抢劫罪之间的界限，以致于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对飞车抢夺犯罪行为性质的认定常常出现争议。本文认为抢劫罪与抢夺罪无论是在客体方面，还是在行为方式和犯罪的主观方面都无差异，都具有一致性，拆解抢夺罪可与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相符，从而体现刑法在人权保障价值取向上的追求。     

解释论下盗窃罪与抢夺罪界分标准之匡正

对于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标准,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以秘密性和公然性作为区别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关键,而有学者提出的平和窃取说则主张以行为是否暴力性作为区分之标准。以解释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对盗窃和抢夺两词进行文理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和比较解释,应当坚持传统观点,反对平和盗窃说,将秘密窃取作为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盗窃罪与抢夺罪的主要区别在于盗窃行为具有秘密性,抢夺行为具有公然性,对于行为人误认为未被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发现的情况,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     

临时起意图财行为之定性——一起强奸抢劫案背后的法理探析

行为人基于其它犯罪目的,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然后产生了取得被害人财物的故意并取得财物,此种行为如何定性？学界对此认识不一,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较大争议。如果先行行为所产生的被害人意志被压制的状态与后续的图财行为之间存在因果牵连关系,宜认定为抢劫罪,反之,则宜认定为盗窃罪。具体说来,在作为前一犯罪行为手段的暴力、胁迫行为使被害人处于不敢反抗或没有反抗能力的状态下,产生取财意图,并取得被害人财物的,应认定为抢劫罪;在作为前一犯罪行为手段的暴力、胁迫行为使被害人处于不知反抗或死亡的状态下,产生取财意图,并取得被害人财物的,应认定为盗窃罪。     

转化型抢劫罪犯罪形态研究

对于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既未遂不同犯罪形态及划分标准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理论界也众说纷纭,造成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标准予以认定,加上个案复杂性,更使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形态判定问题成为难点。本文从转化型抢劫罪犯罪形态划分的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及现实依据几个方面予以研究。     

刍议抢劫罪内含的特定信息对称性

抢劫罪内含有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特定信息对称性；行为人特定信息的传递方式有多种类型，传递对象也不仅限于财物所有权人，信息传递的开始应当认定为是抢劫罪实行行为的着手。     

由一则案例论事后抢劫之司法认定

事后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值得评价为"盗窃罪、诈骗罪或者抢夺罪"的行为;对"携带凶器盗窃"中"凶器"的认定宜采"客观危险﹢主观用途"的标准;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对象应限定为被告人观念上特定之人。     

论社会转型期街面“飞抢”犯罪的成因

城市流动人口增长、就业渠道收缩、利益分配不均等招致怨愤情绪的累积，教育缺失、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等造成个体自律意识的薄弱，这些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与问题共同构成了“飞抢”犯罪形成的主客观原因。因此，形成标本兼治、具有互动效应的遏制系统，并对犯罪实行强有力的他律机制，才能使打击“飞抢”真见成效。     

“飞车抢夺”行为定性探讨

飞车抢夺具有不同于传统抢劫、抢夺的特征,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其定性为抢夺。为了严厉打击飞车抢夺,近年来,我国打击"飞车抢夺"的刑事法律政策,经历了从量刑从重到定性从重的演进,但还是不能有力打击"飞车抢夺"。针对与人身具有紧密连接的物品进行的"飞抢"完全符合"以其他方法抢劫"的主客观要件,应当认定为抢劫罪。     

加强铁路货盗案件现场勘查之我见

铁路货盗案件现场勘查率偏低的原因:(一)货盗案件现场具有的特殊性是导致货盗案件现场勘查率低的直接原因;(二)制度不健全是导致货盗案件现场勘查率低的间接原因。提高货盗案件现场勘查率的几点建议:(一)依法建立科学的勘查制度;(二)设立现场勘查兼职技术员;(三)建立货盗案件现场勘查卷移交制度;(四)制定相应的经费补偿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