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传闻证据规则源自英美法系,目的是排除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以保障当事人权利及诉讼公正。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精神在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有一定的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大多落空。传闻证据规则是适应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和陪审团审判制度而生的,其纷繁复杂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他国家对该制度的借鉴。但该规则可以促使证据规范化和精细化,促使证据链条的形成更合理、更科学,保障诉讼公正、高效进行。在我国法制日渐完善的今天,如何合理借鉴国外的传闻证据规则,成为细化我国证据规则和摆脱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诸多缺陷的关键点。     

讯问、供述、证据及其引申

讯问、询问、盘问三词在汉语词义上和法律性质上存在着区别 ,这种区别反映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刑事诉讼程序的控辩双方不平等的理念对现代刑事诉讼立法的潜在影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 ,尽管供述不能独立地作为定罪证据 ,但是供述作为侦查机关获取其他定罪证据的重要途径 ,和在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形下为刑事司法工作人员提供心理支持 ,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证据的内涵与依法取证-以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为分析视角

作为法律程序整体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一样,都在证据的作用下发挥其功能。然而,我国研究更多将目光聚焦于诉讼证据,而对行政程序证据缺乏关注。但实际上,行政机关是依法治国的主要执行官,其与公民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更为密切,所以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无疑成为依法治国的重大课题,其中对行政处罚证据的规范尤其如此。从原则上而言,行政处罚证据理应符合证据“三性”,但警察思维与法官思维上的差异使其对证据有其特殊要求,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行政处罚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存在减弱和例外情形,因此,对于“毒树之果”以及通过钓鱼执法、秘密调查等方式所得证据并不必然排除,为此,与其让这些实践中早已普遍存在的行为游离于法外,不如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其范围、程序和命令禁止事项。     

民事诉讼中公文书证之证据效力研究

在民事证据立法中,不仅要明确赋予公文书证在证据法上的地位,更要对公文书证的证据效力进行明确,赋予其完全的证据能力和证据力,并根据公文书证的分类构建差异化的证据力规则。在推定公文书证均具有形式证据力的基础上,原则上推定其具有实质证据力,但是针对报道性公文书证,允许其通过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处分性书证则不允许。最终通过对当事人对公文书证异议程序和相应救济手段的构建来规范和引领公文书证在司法实践中的科学合理适用。     

“双规、双指”期间自书材料的证据法分析

自书材料是职务犯罪审理时常见的一种证据形式,但它作为诉讼证据的合法性不足,故在证据属性上应当把它界定为“准口供”。自书材料在使用时应当受到限制,不能随侦查卷宗一起不受限制地直入法庭,应以用作弹劾证据为原则。在满足真实性保障的前提下,自书材料可以用作实质证据,但任何时候不得用作补强证据。应当把刑讯、变相刑讯以及威胁、引诱、欺骗所取得的自书材料均界定为非法证据。但非法自书材料不能对后续的侦查口供产生波及效应,否则就意味着惩罚守法的侦查人员,有违排除规则之阻却违法的目的,也有以司法干预党纪之嫌。     

Placing the suspect at a PC: A preliminary study involving fingerprints on keyboards and mice

Digital devices now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ves of many in society. Whilst they are used predominantly for legitimate purposes, instances of digital crime are witnessed, where determining their usage is important to any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ypically, when determining who has used a digital device, digital forensic analysis is utilised, however, biological trace evidence or fingerprints residing on its surfaces may also be of value. This work provides a preliminary study which examines the potential for fingerprint recovery from computer peripherals, namely keyboards and mice. Our implementation methodology is outlined, and results discussed which indicate that print recovery is possible. Findings are intended to support those operating at-scene in an evidence collection capacity.     

对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发生困难时,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可以出庭说明情况。由于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证人出庭作证存在区别,因此,应当明确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的范围、出庭说明情况的程序及法律责任等重要内容。     

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可采性吗？——兼论江苏淮安中院再审崔景涛诉陈德勤借款纠纷案

本文引用民事诉讼测谎运用最为典型的案例，即江苏淮安中院再审崔景涛诉陈德勤借款纠纷案，首先列出反对者对测谎在该案例中的应用所提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测谎结论的证据属性和证明力两方面．接着本文相应地从这两方面为测谎结论在该案例中的应用证成。     

突破与局限：特殊侦查措施所获证据材料适用研究-以《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为中心

如何理解特殊侦查措施，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将特殊侦查措施视为秘密侦查的等同物，是符合《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5条立法精神与宗旨的理解。特殊侦查措施所获证据材料长期以来在我国不具备证据能力．必须经“转化”以后才能使用，由此导致诸多执法困境。《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5条虽然力图突破这一长期困扰审判实务的难题．但...     

论现场搜索的方法

目前公安学科存在两种错误的研究倾向：一种是＂推倒重来＂,不顾公安学科建设的固有基础与发展现状,完全照搬英美的所谓＂先进＂理论而试图重构我国相应学科的知识体系;另一种是＂固步自封＂,以自己所在行业、所在学科、所在院校、所在地域等范围画地为牢,无视学科发展的自有规律以及相互渗透、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均因循守旧。现场搜索作为现场勘查技术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其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目前可谓含混不清,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应是现场搜索内涵与外延的未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