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An Internal Affair! How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teract on the Taiwan Issue?

Taiwan may be an internal affair but the domestic public opinion is not invited to participate very much in a debate and a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at have remained confine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military top leadership and, on purpose, involves a very small number of officials and experts. Conservative and nationalist forces do constrain Beijing’s Taiwan policy. And some leaders are tempted to use the Taiwan issue for unrelated domestic or foreign policy purpose. Nevertheless, what is striking is the potential for flexibility in China’s Taiwan policy. While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increasing interests in business-as-usual in the Strait and the unbearable cost of any armed conflict tend to narrow the government’s options, concentration of power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paganda machine allow it to rather smoothly manage, in particular vis-à-vis the elites’ conservative opinion group as well as its own public opinion, this flexibility.     

谢灵运诗中的身体意识

谢灵运不少描写山水的诗歌,向被称作山水诗;因为在他的这些诗歌中,山水成为了审美的主要对象.然而,除了山水之外,谢灵运对自己身体的描述,也是其诗审美的重要对象.尤其他喜欢在山水之间流连,其诗除了写山水景色之外,也涉及作者行旅与游览的姿态和动作.甚至在有些诗作中,谢灵运对自己寓目身观的行姿描写,比对山水自然的描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医源性相关的异物医疗纠纷研究

目的探讨医源性相关异物医疗纠纷特点。方法对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院1990～2003年间18例医源性相关异物残遗留案例进行分析。结果男性10例,女性8例,年龄为48天～47岁,平均27岁,医源性相关异物残遗留以县、市级医院为主,门诊、妇产科及外科多见,可以外伤后异物残留未诊断、治疗中医疗异物遗留体内、治疗机械断裂或诈病形式出现。结论与国外的情况进行比较,并提出相应预防措施。     

论行政主体

行政机关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区别导致行政主体概念的采用;行政主体直接的意义在于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但作用并不限于此;行政主体的理论根基来自法学方法论,其实践基础却在于中国改革,改革中的主体分化是行政主体理论的价值所在。     

域外财税法学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市场经济和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财税法往往相对完善,这不仅表现在财税立法、执法和司法上,也表现在财税法的教育和研究上。质言之,财税活动自国家产生之日就已存在,并在现代受到民主、法治等理念的深刻影响,在理财治国中发挥着系统性的作用。域外财税法学一直遵循独立的发展轨迹,尤其以税法为核心建构起了成熟的法律框架和教学体系。而财税法学在中国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亟需厘清自身的性质和定位,围绕公共财产的收入、支出、监管展开制度构建,才能有效地推动财税改革和法治建设。同时,与欧美、日本等国相比,中国财税法学人地提出了"财税一体"的广阔视野,从而为财税立法和财税法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沿海外商直接投资外移趋势分析

受外商投资区位优势加速变迁,国际经济环境剧烈变动,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各国对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争夺日趋激烈等因素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FDI大量外移。减少FDI向国外转移,促进其向内地转移,既有利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结构升级,又有利于推动内地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促进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FDI内移,必须正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避免工业化进程中好高骛远,选择内地区域中心,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拓展产业链条,降低外商投资内地的综合成本。     

广告发布主体研究——基于新媒体广告的实证分析

我国在1994年制定《广告法》时,将个人排除在广告发布者之外,立法者给出的解释是:在立法当时我国禁止个人进入新闻出版行业。在以报刊、电台、电视台和出版社为主要广告发布媒体的当时,这一限制自在法理和情理之中。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个人通过私人网站、手机短信、电子邮件、BBS甚至人体经营广告业务在技术上和观念上已经被人们所接受。面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这类广告发布主体,从法学研究和法律规制的角度如何对其定性,已经成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俄罗斯关于外国公司利润税的法律规定探析——以华为公司就俄罗斯联邦税务总局征收利润税提起诉讼为视角

俄罗斯拥有潜在的消费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随着中俄两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我国企业到俄罗斯的投资不断增多。在投资的过程中首先需关注的是税收和税法的规定,因为税收制度是一个企业投资、经营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问题之一。2009年11月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莫斯科就俄罗斯联邦税务总局征收利润税向莫斯科仲裁法院提起诉讼,以该诉讼为视角对俄罗斯关于外国公司利润税的相关法律规定的考察和梳理甚为必要,特别是俄罗斯税法典和中俄两国政府协议中对利润税中常设机构的认定尤为重要。     

伊拉克外交政策中的认同因素探析

认同是国家利益的来源,从两个途径制约着国家的外交政策。以阿拉伯认同对伊拉克外交政策塑造为主线,伊拉克外交可以分为前萨达姆时期、萨达姆时期与后萨达姆时期三个阶段,在此三个阶段中,库尔德民族认同、伊斯兰宗教认同、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派认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同时存在。伊拉克国家认同缺失正是其外交政策导向多变的原因,重新构建强大的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指导下展开自主的外交交往,是伊拉克消除内乱、提高国际信用度的可取出路。     

领事保护与外交保护的“融合”与判别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领事保护和外交保护都是一个较难明确区分的问题。“是否用尽当地救济”是区分二者的关键标准。然而,很多混淆的产生是与国家责任条款的变化、对国家责任的产生存在误解,以及对外交保护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条件不分有关。由于国家责任条款和外交保护条款的双重影响,传统领事保护与外交保护当中,出现了部分交融的趋势。这种融合,实际上就是部分外交保护转化为领事保护,这就扩展了领事保护的范围,提升了领事保护的程度,使得海外公民的权利更能得到及时的保护和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