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司法改革

中国现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偏离了法治方向 ,原因在于对司法改革的根本法理问题、司法改革的性质、司法的价值取向、司法独立、司法的职业化等缺乏足够的认识。本文力求理清上述问题 ,并对中国的司法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     

保加利亚对外政策重点

保加利亚对外政策是政府的一项职能,应遵循宪法中有关国体的原则。对外政策的重点决定着目前政府的决策和外交上的业绩,目标在于为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建立最有利的内外部环境,其中包括:加入北约和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在欧安会任主席国,发展双边与多边地区合作,发展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并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中东各国、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双边往来。在亚洲伙伴当中,中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两国建交55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不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或政治矛盾。     

刑事司法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的冲突及其消解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导向无疑是构建符合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要求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愈演愈烈的涉法上访等现象无疑揭示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及其裁判结果的强烈不满,从而使刑事司法的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产生显在的冲突。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原因或许是我们过于强调刑事司法在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向度上的改造,而忽略了社会公众的认同。而社会公众一旦对刑事司法改革产生感情上的疏离,仅仅依靠刑事诉讼制度的完美设计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刑事司法改革获得最大程度的公众认同,缩小改革导向与公众诉求之间的距离。     

再疑“宪法司法化”——由“齐玉苓案件”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齐玉苓案件”的分析对一些学者在讨论该案时所采取的“宪法司法化”的思路提出质疑,首先,宪法司法化指称的对象并不准确,宪法条文中可以“司法化”的仅仅局限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其次,宪法司法化是一个生造的概念,它既包含了违宪审查的味道,还有宪法诉愿的痕迹。从“齐玉苓案件”的本身性质来看,其中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是否可以对私人间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提供救济,以及如何提供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在“齐玉苓案件”中所采用的直接适用宪法条文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德国学者提出的基本权利间接适用的学说值得我们借鉴。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新论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参与国际经营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企业垄断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传统的以及修正了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忽略了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垄断优势。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企业的优势只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不具有比较优势或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仍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是企业挖掘和培育优势的过程。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优势的培育是正向促进的关系。这就是"优势培育论"。以中国为例,积极发挥投资主体的能动性,培育其优势,需要建立互补式国际战略联盟、组建跨国企业集团以及努力培养一大批学有所长、勇于开拓和精通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业务的人才。     

关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探讨

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是财产所有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对这一重要制度加以确认,特别是对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一个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结合我国案件情况,参考国外有关的规定和做法,宜对《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财物若干暂行规定》作出适当修改。     

基层司法的多元面向——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分析视角

乡土社会司法场域并不是国家法律的单一运作,而是多种逻辑的多元面向,乡土逻辑在司法场域中的引入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司法场域的多元面向体现为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均衡,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均衡是决定乡土逻辑在司法场域中引入尺度的文化变量.     

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在外语教学中有重要作用。外语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把优秀文 化内涵纳入学生的知识结构,使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的文化性相结合。     

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中对外报的重视与应用

报纸在近代外交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外交部门的机构设置中凸显了对外报的重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清政府也能够将外报作为获取外交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以此作为外交决策的重要参考。对外报的重视与利用体现了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外交心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