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诉答程序的缺失与再铸

诉答程序是民事诉讼的起始程序，就整个诉讼过程而言，它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性阶段。没有诉答程序就没有民事诉讼的启动，因此诉答程序的完善与否也直接影响着整个诉讼程序的进程。而我国的诉答程序极欠完善，应借鉴美国民事诉答程序，建立与完善诉答制度。     

赃物善意受让人利益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立法的不统一不协调,导致赃物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保护长期处于被忽视被排斥的尴尬境域。保护赃物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具有法理之应然性与伦理之正当性。为了更好地保护“善意”交易,应赋予赃物善意受让人多元化的救济途径,现行立法理念与执法机制应当适当的革新。     

关于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批准制度的思考——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中心

法院批准是重整计划生效的必要条件,它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制度中,应当为认为受到不利影响的债权人提供异议的机会,保障其程序权利,同时应当设立完善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法律标准,作为法院在批准重整计划时必须遵循的条件,防止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的滥用和误用。我国新《企业破产法》中的重整计划批准制度存在许多不足,不能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要求。     

《史记》与《儒林外史》:叙事模式的承传与重构

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是史传分流的结果。尽管小说已经形成自己的体制与特点,但对史传的师承却不绝如缕。本文拟就《史记》与《儒林外史》在结构模式上的承传与重构做一阐述。     

犯罪现场重建的科学认识

近年来,犯罪现场重建研究已成为侦查理论界的热点话题。从本质内涵来讲,重建、再现、模拟都是对犯罪现场重建的正确认识和见解,只是由于所涵盖的犯罪现场认识的本质内容有所偏重而存在差异。犯罪现场的认识过程包括了对现场的重建、行为的再现及场景的模拟,同时也包括对犯罪现场重建起纽带作用的犯罪现场心理痕迹分析。总体而言,犯罪现场重建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     

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理想与误区——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说起

通过对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的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规划的确定将对众多社会群体的法律利益和事实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有必要构建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作为公有制前提下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器，并以主体性公众参与作为目标模式。在行政规划的公众参与过程中，容易因公众参与的无限扩张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决策，或因公众利益的分化和参与不平衡导致社会公正受损，或者发生公众意见对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偏离，对此均应竭力避免和纠正。     

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

陈仪从在重庆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工作开始,一直到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期间,都十分重视台湾光复后的文化重建。他提倡“心理建设”和“文化建设”,重视国语、国文的推广和普及,尤其注重学校的文史教育;同时,他还很重视对民众的宣传和宣导,重视公教人员的培训,以及学校教材和社会读物的编译等工作,努力消除日本殖民文化在台湾的影响。可是,学术界对陈仪主持下的文化重建工作却有一些截然不同的评价,针对这些评价,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之重构——以行政指导的发展为视角

以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导是我国现行行政法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已导致行政法理念由控权论向平衡论转变,以非强制的行政指导为主导将成为中国行政法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与现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存在诸多冲突.为此,必须重构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重新定位行政行为的性质、重新构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行政救济的受案范围以及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深化综合改革中的组织重构探究

原有的层级制组织结构由于存在高行政成本、监督成本和影响成本,以及对环境适应性低的缺陷,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政府应打破层级制和集权,采取分类和分层治理等措施进行组织重构,逐步转向网络组织结构。同时,注意分化改革中的各种阻力,即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以及转换成本的存在。     

《左传》隐公记事的叙事立场

《左传》记事始于隐公的问题是经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古代经学家多通过“始隐说”将《春秋》说成是兴王之作。但是《左传》隐公记事却表达了不同立场。《左传》隐公记事虽然表现出尊王倾向，但突出的却是天下无王为势所必然。《左传》隐公记事对隐公的描写并未显示出后世经学家所说的“王鲁”迹象，对郑庄公的肯定态度则显示了《左传》认同霸主政治的思想倾向。《春秋》兴王说也是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