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商会纠纷解决机制之功能分析——以调解为视角

清末民初的商会调处、商会公断的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承继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底蕴,亦不乏凸显现代化纠纷解决之功效。鉴于此,通过历史追溯手法,来探讨分析中国传统商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演变以及时势因缘,立足于富有传统特色的调解机制,并结合现代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基本理念以及关系紧密群体之理论分析,在区分调解与仲裁的界定以及调解类型分化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商会的调解功能予以深入的解构与剖析,以期对我国传统的多元化解纷机制的理论及史料研究有所贡献。     

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

从契约和产权的角度,破产法改变了企业原来的合同束,并根据新的合同束界定利益相关人对企业的产权,产权界定清楚可以激励相关人为提高破产效率去行为。这就是市场化的破产理论和实践的经济学基础。市场化的破产实施方法需要配套的制度以降低实施成本,这种制度既包括人的因素,又包括市场因素。我国破产法的实施效果,也有赖于这两个因素。     

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分析

社会契约的“订立”旨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作为国家“存在原理”,社会契约主旨是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其终极关怀是人民的福祉——保障安全、自由、财富和尊严等。但这些可欲的价值的实现须符合一种正义的原则和道德要求:平等对待和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每一个立约者。平等、互惠构成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和道德义务,也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不保护弱势群体,社会契约目的就不能达到,政府合法性就被质疑。弱势群体保护需要对社会契约进行动态完善——创新保护模式、着力后续调整、突出经济权利、建立诉讼制衡机制、高扬人本立约观。     

大学生就业困境及法律保障问题研究——以《劳动合同法》制定为视角

1999年6月,随着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出台,我国高等教育步入跨越式发展阶段,这使得我国高校毕业生激增,而在短期内,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幅度不会有很大变化.因此,在激烈的竞争中大学生就业弱势地位会愈加明显.大学生就业困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法律保障是今后的一项重大课题.2006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并征求意见,此举无疑为研究大学生就业中的法律保障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基于大学生就业中缺乏法律保障之背景,探讨大学生就业的劳动合同法保护尤为必要.     

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资格

建设工程合同有效成立的主体要件,不仅要考察当事人的一般行为能力,而且要特别注重对当事人特殊行为能力的考察。发包人的主体资格主要是其行为能力问题。发包人未依法取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执照、缺乏相关的行政许可和民事权利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缺乏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未必导致建设工程合同必然无效。未申领施工许可证与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承包人不具备法人资格或者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建设活动是导致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原因。     

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法适用的类型化

劳动关系较之一般的契约关系更着重双方信赖利益。对于诚信原则在劳动法中的适用范围各国尽管尚存争议,但大多均肯定其价值。我国《劳动合同法》对此亦有明文规定。但无论是诚信原则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抑或从我国司法适用现状的考察,诚信原则均有类型化适用的必要。即在考量劳动法特性前提下,按照诚信原则三大功能的指引,在适用时区分不同的类型进行建构,明确具体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在补充性功能上,注意劳动者附随义务划定的边界,不能擅自突破法律既定的保护框架。在限制性功能上,应通过精细化阐述或下位原则适用,对判定要素加以说明。在修正性功能上,应遵循维护法律安定性为本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的原则。     

Whither Equality? Securing the Lay Citizens' Place Inside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lay jurors should be given a more extensive position i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misdemeanour cases. The paper constitutes a qualified defense of the 2011 judicial French reform. This reform associates two extra jurors to the already existing three magistrates in charge of misdemeanour cases. Two arguments are presented in favour of this measure. The first argument is that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decision‐makers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verdicts. I call this the argument from quantity. The second argument is that fostering more identity diversity between decision‐makers tend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oup decisions. I call this the argument from diversity. The argument from quantity and the argument from diversity are supported by the more general idea that one of the chief rationales of any judicial system is that of ensuring the defendants' equality of protection.     

论《合同法》中前后矛盾或自相矛盾的几个条款

1999年《合同法》的颁布不仅是合同法的重大发展,而且对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具有促进作用。但《合同法》的某些条款存在前后矛盾或自相矛盾之处,主要包括:第10条、第36条关于书面形式的弹性规定之间的矛盾;第25条、第32条、第33条关于合同成立时间的规定之间的矛盾;第34条、第35条关于合同成立地点的规定之间的矛盾;第140条、第25条关于合同生效的规定之间的矛盾及第140条的内在矛盾。上述条款之间的前后不一致或内在矛盾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法律修订进一步完善,以减少当事人之间不必要的纠纷。     

乡镇公共服务中的行政合同研究

行政合同在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中的运用,标志着我国基层政府管理方式由单一行政管理手段向法律管理手段的重大转变。引起乡镇政府行为方式转变的深刻原因,一是以取消农业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乡镇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体制的改革。由于乡镇文化环境及干部的认识和管理水平的限制,在运用行政合同中存在诸多问题,这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完善,以推动这场重要变革。     

论行政协议

与行政合同不同的是,行政协议本质上是一种对等性行政契约。它的缔结,主要是合作各方的事,中央政府无法越俎代庖。但行政协议法这一制度平台是地方政府无能为力的,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构筑和提供。只有制定行政协议法,中央政府才能对地方政府的协作实现法律监控,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也才能稳固和得到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