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察防范理论研究与思考

在当前形势下,开展刑事侦察防范是加强刑侦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于刑侦部门专业化建设,强化业务基础工作,建立刑事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增加发现犯罪、制止犯罪的方法手段,寻找更多的侦破案件途径,提高刑侦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有效地预防犯罪、减少侵害结果的发生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语境中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基于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性质以及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的关系,高校管理关系包括招生管理、学籍管理、校内公共设施管理和校园秩序和安全管理所形成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下的大学自治制度框架内,应当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学生个体权利救济机制。     

解构与承继：《韩非子》法治理念的时代转换

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系统地考察了历史统治经验,在先秦法家人物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了法治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限于历史条件,韩非的法治理论显现出了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工具性以及法治手段的极端性,这和现代法治理念相差甚远,但是其中的法本理念、法不两适、法不阿贵等对现在的法治建设依然有积极意义.     

从“科学的代言人”到“当事人的枪手”——专家证人历史沿革与我国现实考察

英美法系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专家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而具有偏向性专家证人则是对抗制的产物。在中世纪，专家是以陪审团成员或者法官顾问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的，由法官进行引导和控制．以保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16世纪，随着知情陪审团被不知情陪审团所替代，法院开始传唤专家出庭，就某个专业问题向陪审团提供意见和结论。到了18世纪．英美法系审判中对抗的因素越来越多．双方当事人开始传唤专家作为各自的证人出庭提供意见。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专家证人并不具有偏向性。直到19世纪中期，专家证人开始为各自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在法庭上为就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专门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现代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产生。梳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的历史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已全面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应当具有中立性．并需构建一系列的程序和制度对专家辅助人的中立性进行保障。     

论“本质错误”——以罗马法为中心

在罗马法中,本质错误与身份错误、行为性质的错误、标的物错误并称为使行为无效的四种实质性错误。本质错误与材料错误相关又不等同于材料错误。本质错误的内涵见于D.18,1,9,2中的"醋为酒卖"案,是在社会经济功能影响下的标的物之内在特性发生错误。本质错误的外延见于"古杯"案及D.18,1,11、D.18,1,14等文本,涵涉了大部分的材料错误和性别错误,并可以作为一种兜底条款适用于那些对诸如艺术品价值、作者发生错误的情形。本质错误在近代演化为法国法的"实质错误"、意大利法的"本质上的错误"、瑞士法的"重大错误"、德国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法的"性质错误",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上,它们和中国大陆民法的错误制度殊途同归。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解析与防控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警察警务保障风险表现为:未能将被告人安全、及时押解至法院,未能对羁押待审被告人实施有效看守、管理,未能保障法庭的正常审判秩序和人员安全,未能规范执行警务。为减少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司法警察应树立预防为主、艺术决策、多举并进、以警为本的防控理念,并加强远程押解、院外审判看管和值庭、规范化执法风险的防控措施。     

集体合同形式主义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基于职工主体缺位的视角

集体合同制度施行以来,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发展并日趋完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形式主义、走过场的现象,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在于集体协商一方主体-----职工主体缺位。     

文化强国的战略思考

文章通过对中共十八大报告有关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和战略转型的解读,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方法与具体路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同时从核心价值引领,道德文明素质支撑,文化生活保障,文化创造提升,文化产业驱动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一些具体对策和措施。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样式的法理分析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是依法治市，实现城市治理法治化的新尝试，可谓中国城市治理和治安法制模式的现代化启动。从法律文本分析入手，对清末北京城市治理法规的结构、渊源及其社会基础等相关问题在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可以反映北京城市治理和社会治安法律制度的实际变迁。可以说，该时期的有关立法尝试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法制建设活动，在推动北京城市治理初步迈向法制现代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及其后来城市立法样式及法制现代化进程。     

The first woman in the process of book production in Livonia: the case of Ursula Krüger and Daniel Hermann

I present the first case from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Livonia, when a woman participated in the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a printed book. Ursula Krüger, wife of Prussian–Livonian humanist Daniel Hermann, illustrates the wider perspective of non-aristocratic women’s activities involving book production in the geographical periphery of humanist culture, Riga, rather than in the heart of European humanism. Her story also illustrates the ability of women to collaborate as an editor, both as a learned woman who could compose Latin dedications and a businesswoman who could financially and organizationally engage in publishing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