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先问亲邻制度考析

田宅交易先问亲邻的制度在法律中出现始于后周时期,在宋元时期达到极盛。明清时期,国家律典对此不再作强制性规定,但在民间习惯中,先问亲邻的做法仍广泛存在。这一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将土地保留在本宗族的内部,减小交易风险,并协调家族成员关系。它与现代民法中的优先购买权和相邻权等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发挥高校工会优势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工会具有精神文化建设的优势和特色,通过加强教师队伍的师德建设,构建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和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在教职工中逐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营造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的提升。     

切实加强工会组织网络建设不断提升工会组织维权能力——大连开发区外企工会联合会建立10年的基本总结和启示

大连开发区外企工会联合会(简称外企联)是一个隶属于大连市开放先导区总工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外企联建立10年来,在加强工会组织网络建设,提升工会组织维权能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充分发挥"四平"、"四带"、"学校"、"顾问"、"创新"作用,取得一些有益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开滦工人运动在中国工运史上的地位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较大的工业企业之一,有数万产业工人,建矿后的几十年间,矿工进行了数十次罢工运动,沉重打击了晚清政府、英国资本家、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恭城新农村建设的路向分析

恭城新农村建设利用本土兴业,种养致富,使经济具有生态性、节能性、友好性、永续性,是对传统农业的创新。它构建了一种城乡融合和农工互补的农村城市化类型,其路径选择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究与现实思考

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五项指标,其中,“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和外在形象。乡风是否文明直接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乡风文明”包含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活动内容之中。因此,要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之比较研究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建设与评估也开始成为社会监管领域的重要问题.通过回顾国内外已有的对政府能力概念和要素的研究,借用Nelissen的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理论,结合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机构现实能力的要素分析和"行政储备"理论对机构潜在能力的要素分析,构建起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结构模型,并提出一套评估的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统计排序对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进而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潜在能力中的财力和人力因素对现实能力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地区财力对监管机构现实能力的影响较之人力因素要大,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各地药品监管机构的潜在能力与现实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就那些现实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而言,现阶段有必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医药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监管和农村地区医药监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而对于潜在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来说,从"专业化、程序化和独立性"等方面提升机构整体的人力资源是当务之急.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