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正在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刑罚目的可作如下划分,即：以刑罚作为刑法的下位概念为基础,在横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主要目的（惩罚犯罪）和次要目的（预防犯罪）两个层次,此为狭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在纵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第一层次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直接目的）,——第二层次保护法益（根本目的）两个存在递进深入关系的层次,此为广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监狱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监狱的刑罚效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刑罚执行制度则是监狱工作有效运行的根本保障。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对于惩罚和预防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完善与创新监狱刑罚执行制度,以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死刑的立法完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它既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先要求形成一种合理的刑罚结构,这是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文章仅探讨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下,如何完善我国刑罚主刑中的死刑制度,并针对死刑制度的弊端,提出修改的建议和措施,以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现刑罚现代化。     

屠城、妄杀与死刑奏报——论蒙元时期死刑文化的转化

蒙古帝国初进中原的屠城之制,是根据蒙古传统法令而进行的一种刑事惩罚,它并不包括在成吉思汗所禁止的“妄杀”的范围内。但在向中原汉文化地区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面对着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冲突,蒙古统治者也不得不逐步改变其政策和法令,其草原法文化也开始深受中原地区法文化的影响,表现在死刑方面的转化就是把屠城包括在妄杀之中加以禁止,并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建立起死刑的奏报制度,对死刑加以控制。但和唐代等比较起来,元代的死刑程序比较粗略。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为背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该理念的内涵及它发生、发展和形成的途程。着重点在于探讨同该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贤们在以民为本与富民教民、法治与治国、德治与法治、为政与治吏诸关系上的经典论述,以揭示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建设的镜鉴和继承的重大意义。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法律思考

听证程序在我国还是一项崭新的法律制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与国外有较大的差距。文章在阐述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概念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同时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相关建议。     

现行刑法对劳动权保护的不足及完善

劳动权在现实中被侵害的现象非常严重,现行刑法对劳动权的保护在范围、犯罪主体、惩罚措施等方面均有不足之处。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设立专门篇章,内容上增设罪名、增设危险犯、加大单位犯罪和罚金刑的适用．可以更好地保护劳动权。     

康德和黑格尔刑罚论品读

康德的刑罚论和黑格尔的刑罚论分别表达了他们的刑法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的刑罚论以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报应为理论主线,其理论精髓仍然有益于当今的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     

对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生效。其中危险驾驶罪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最为紧密,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直受到较高关注。而且,危险驾驶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复杂多变,短时期内难以形成统一规范的执法标准。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形成规范统一、科学合理的危险驾驶罪认定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矫正技术语境下的行刑个别化

行刑个别化是当下中国监狱十分关心的一项改造技术,但这对项技术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弄清它的含义,辩析其模式与经验、把握其根据和价值所在、探求其实践路径,能够促进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当下中国监狱的行刑个别化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