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程序：一个仍未终结的问题——以死刑审判权与核准权的分设为视角

死刑核准权归位于最高人民法院,这个本不应当出现的问题被解决后,死刑复核程序对拥有死刑复核权法院所裁判的死刑案件应否进行复核以及如何复核仍是一个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审判权”与“核准权”分设的特别程序始终未放逐这一立法信念,并以此为进路来设计死刑复核程序,以免死刑核准权被“审判权”架空影响死刑案件的质量。     

我国前科制度的构建

由于我国刑法体系中前科制度的缺位,使得前科法律定位不明确。犯罪人受过刑事处罚后复归社会的法律地位与社会评价无法预测和控制,这不利于其重返社会、消除犯罪标签。因此,在现行刑法体系中建立完善的前科制度,可使刑罚的功能达到最大化,使刑罚的效果处于可控制的范围。     

论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

死刑废止论和死刑存置论都可以从对方的论据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理论上没有准确界定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从现实中考察,全面废止死刑,往往受到民众报应观念、国家秩序观念的重大阻碍,给死刑的废止带来维持报应、社会治安、罪犯矫治等难题。以社会之角度来看,死刑是存还是废,取决于社会能否适应。     

论抢劫罪死刑的立法控制

抢劫罪作为一种常见多发的传统犯罪,在我国死刑适用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如何控制抢劫罪的死刑,直接关涉死刑控制的力度与效果,因而是当前刑法理论必须直面并着力研究的问题。以比较研究为逻辑起点,结合我国的具体立法,力图着重从立法角度探索抢劫罪死刑的控制问题。     

刑罚：痛苦还是幸福？——对病态型犯罪人引发的刑罚原理思考

痛苦性是刑罚的自然属性,对传统型犯罪中的犯罪人而言,刑罚的适用意味着一种痛苦的加担,因而引起心理的不快乐;但对病态型犯罪中的犯罪人而言,刑罚的适用则意味着幸福的获取。换言之,监狱成为谋求个体最大化幸福的场所。显然,刑罚对病态型犯罪人适用不具有功效,但刑法仍然对其责任非难,这归因于刑法追求报应和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对于打破传统犯罪思维的病态型犯罪人的主动触法行为,或许期待可能性理论能够给予相对合理的解释。     

论死刑案件①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造完善——在死刑控制背景下

在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及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背景下，人民法院依法对死刑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问题开展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现行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调解仅在审判阶段实施、法官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及调解协议约束力弱等问题。为此，应对死刑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作相应改造，将法院的调解工作延伸到侦查、起诉阶段，建立调解申请机制，建立委托调解或协助调解制度，明确调解协议在法律上的性质及效力范围。     

建立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刑罚执行制度

在监狱工作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政策,需要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根据罪犯年龄、性别、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差别,确定不同的适用假释时间期限和假释考验期限,降低减刑幅度,减少报请减刑裁定频率。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刑罚效益的最大化。     

死刑案件补查补证的原因 问题及规制——以审判环节为中心审判人员提出为视角的分析

在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的审理阶段，经常会发生补查补证情况，已日益成为影响到死刑案件审判质量的效率的问题。补查补证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应当从多方面对死刑案件的补查补证进一步规制，即：制定补查补证程序；限定补查补证的执行主体；界定补查外的范围和标准；限制补查补证的次数；明确补查补证的处理；规定补查补证的责任等。     

刑罚结构调整对我国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应对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罚结构的调整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同时对我国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的工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明确本次刑罚结构的调整对监狱工作产生的影响，并在分析成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可操作性解决方案，不仅有利于贯彻《监狱法》的基本精神，提高监狱部门监管工作的实效，还有利于实现“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使罪犯顺利的回归社会。     

违约金基本问题研究

对违约金概念的法律界定问题 ,在我国的合同法中至今还是一个空白。我国合同法上的违约金 ,应是一种违约责任形式 ,具有补偿性质 ,在特殊情况下还兼有惩罚性质。弄清楚违约金的概念、性质及定位 ,可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中违约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