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自由刑的改革

教育、改善犯罪人，是现代刑事政策赋予自由刑的中心使命。自由刑在完成该使命方面存在局限，主要表现为：报应要求与矫正目的的冲突；矫正受到刑种及刑期的制约和限制；监狱也是一所犯罪学校；矫正目的的实现受国家财政投入的限制；监狱的低效。建议根据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从立法、司法、执行三方面着手改革我国自由刑。     

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初探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利益的分化，社会冲突呈现出新的特点，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犯罪行为，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介绍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的合理界定，分析了在中国的现实状况和表现出的特点，阐释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存在可能的原因，最後提出社会合理化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事一体化的综合规制对策。     

论刑事司法对死刑适用的影响

死刑的限制与全面废除并不完全取决于民意的走向,也不是哪位政治家一夜的梦想就能够实现的。死刑作为一种既古老而又严厉的刑罚已经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因为其特殊的功能而形成一种深深的历史印迹,洗刷这种印迹同样需要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需要一个司法检验立法的过程,以及立法自身完善的过程。     

论刑罚目的

刑罚目的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却非常混乱。本文将从目的理论的一般含义和刑罚目的的界定来引出所要论述的刑罚目的。在回顾了刑罚目的理论的中西历史发展之后,本文评析了当前我国理论界的主要分歧,围绕“惩罚和改造不是刑罚目的”、“刑罚不能消灭犯罪”、“报应主义不应成为刑罚目的”以及“刑罚目的不应有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的划分”等观点展开阐述,进而提出只有预防犯罪才是刑法应有之目的的观点。最后指出,应理智地看待刑罚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同时对刑罚的消极作用也作了警示。     

中日死刑比较研究概说

中国与日本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就基本的死刑政策来说,也有相同的一面,即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由于两国不同的法律传统和社会现实,又在死刑的立法内容、适用状况、死刑的评价等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区别。对比邻的国家之死刑状况的考察,对于我国具有参考意义。     

废除死刑之门——未成年人不判死刑原则及其在中国的确立与延伸

禁止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即开始了确立这一原则的努力,但直到1997年刑法典才实现了与这一原则的"无缝衔接"。考察未成年人不判死刑原则在中国确立的历程,至少有三点启示:第一,尽管艰难,但彻底废除死刑在中国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第二,从犯罪主体(强调其社会弱势群体特征)的角度废除死刑要比从罪行性质的角度入手,更具可行性,也更为平等和较少带来负面影响;第三,青年,尤其是年轻青年与未成年人有着诸多类似之处,可以而且应当首先将未成年人不判死刑规则延伸于这一群体,这也是避免误判不满18岁未成年人死刑的需要。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问题研究——以绵阳市涪城区少年管教现状的调研为例

未成年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性，立法体系应该在犯罪要素的框架内单独考虑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处遇体系。重视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以及建立一个有针对性的少年刑事处遇体系，有效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而达到更好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目的。     

析合同法关于违约金责任问题的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对违约金作了相关规定,但这种规定实际上造成严重的理论认识上的混乱,目前通行的教材和理论专著中对合同法关于违约金的规定所进行的阐述和解释充满了矛盾和对立,本文试着从这一规定入手,谈谈自己的看法。     

论量刑规范化的实现路径——以刑罚差异性为切入点

量刑是法官在遵循犯罪事实和刑法规范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经验和司法逻辑进行理性判断的过程,科学的量刑结果不可能完全整齐划一。电脑或数学量刑均无法代替法官自身经验和智慧。因此量刑规范化的实现,有赖于在立法完善的前提下,发挥和提高法官自身的司法智慧。     

我国现行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研究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是我国独创的一项制度。我国刑法对死缓的适用条件、处理方式规定不足,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应贯彻＂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执行死刑时对严重故意犯罪之＂严重＂应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对有重大立功情形的死缓罪犯应区别对待、适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