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执政中介：党组

党组是落实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中介机构,是把党的领导和执政贯彻到非党领导机关中的桥梁和纽带。应当以历史的视角、开放的眼光和改革的精神,系统梳理党组的历史发展轨迹,切实解决好党组的理论架构问题,充分开发党组的制度性功能和潜能,以党组的作用发挥拉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革。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三题

在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中出现了若干争论。其中,马克思所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主体是俄国社会;俄国十月革命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证实;列宁对俄国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探索、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等,是不可否认的。因此,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对东方后发展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史学的困顿——论“历史热”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可是,苏联晚期出现的全民性的"历史热",竞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这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也使许多人感到迷惘和困惑.这一事实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意识形态与社会变迁会产生巨大的共振和互动.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历史背景之分析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左派运动是美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矛盾聚集的结果,是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经济繁荣带来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与社会现实间的鲜明对比引发了更多的反叛意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失范现象促使人们寻找解决之道;经济繁荣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使青年中产生出强烈的群体意识,为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而政治因素则为它的发生提供了政治环境、培育了政治意识.研究它,对于我们这个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国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史记》整理平议

对古籍新整理本特别是公认的典范之作进行平议，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人们学习和开展《史记》研究工作最常用的权威本，并被认为是古籍整理方面成绩优异的代表作之一。实际上，校点本仅正部分就新生字差错80余处，径自改移增删、脱漏校改符号等古籍整理失范之处不少，吸收学术成果不足，漏校、误校问题亦多。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对《史记》有重加整理的必要。     

物权法的主要精神和历史意义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注重对财产权利等的平等保护,使物权保护制度化,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通过在巩固改革成果、维护社会财富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

在新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法理学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断裂”。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 ,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 ,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 ,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但当代的法理学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未来的中国法理学应当培育世界知名的法理 (哲 )学家 ,应当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而又能够与世界法理 (哲 )学界展开对话的独创理论与学说体系 ,应当能够反映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总体精神及其成就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对话

20世纪中国史学名家辈出,成就巨大,今天对其发展道路认真地反思、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应当树立动态发展的眼光,从宏观上做出“新史学流派”的新概括,研究它如何由“思潮”发展到“流派”,研究这一群体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群体学者的共性和各自的学术个性;并进而形成20世纪史学“三大干流”（新史学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平行发展和相互影响的总体研究思路,取代以往“两大干流”的认识。其次,应进一步探究新历史考证学如何继承了乾嘉考证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因获得进化史观等新的理论指导而成为一门近代学术;至1949年以后,又因为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而推进到新的境界。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如实地总结它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深刻反思其经历过的曲折;要开掘出“传统思想的精华如何通向唯物史观”一类的新课题;对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应抓住“两种对立的学风”这一关键做观察、分析,既认真总结教条主义一度盛行的深刻教训,又恰如其分地总结正直学者发扬优良学风而取得的巨大成绩,以此坚定我们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用以指导史学研究的信心。     

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渊源与流变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商鞅在总结六国变法的历史实践和学者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推行的治国方针,并非秦制独然,秦始皇"焚书"又把这个传统推向极端。汉代继续了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治传统,张家山汉简《史律》更丰富了对这一传统的认识。二者的差异在于,汉朝的教育是官、私并举,儒法互通,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教育和思想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