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理论与实务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应避免立法主张上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我国正酝酿着侦查理念的一次变革和飞跃,但相应的制度和经费保障能不能到位,对此有着直接的影响;“命案必破”的提法虽有积极作用,但其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应停止使用;处置劫持人质案件的培训工作应有计划性和整体规范;对心理画像结论的准确性、具体性和可靠性程度应该有客观的认识,不能对其怀有过高的期望。     

论宪法在我国民事案件中的适用--以新闻侵权案件为例

我国的新闻侵权案件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为表达自由与名誉权或隐私权的冲突;另一类则为表达自由与公共权力的冲突.从法律关系的性质看,体现表达自由与公共权力冲突的新闻侵权案件,不是民事案件,而是宪法案件;纠纷双方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宪法关系.公民或媒体享有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而接受这种监督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宪法义务.所以,对这类案件中侵权行为的认定,不应当适用民法的归责原则,而应当适用宪法的归责标准.     

判例法的借鉴与本土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先例参照制度

借鉴判例法来完善我国的司法体制是我国司法改革的趋势,应当构建中国特色的先例参照制度。先例的制定主体包括各级人民法院,先例具有参照的效力,法官具备区分技能是先例适用的前提条件,先例的更替不具有溯及力。     

民事司法确认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民事司法确认程序,是不同于现有的诉讼程序、非讼程序以及特别程序的一项独立的司法程序。该程序在设置上不仅确认的范围及其案件类型应当有所限制、审查的方式应当是开庭审查与书面审查同时并行、审查的形式应当是公开审查与不公开审查并行、审查的类型应当是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并行,以及法律文书应当采用＂确认书＂的形式,对于案外人的救济,应当采用向原确认法院提起诉讼的救济方式。这种基于我国解决纠纷的现实需要创立的新的程序制度,是近几年来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显著亮点,对于促进我国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生活事实到一般人格利益的法解释学基础——以“冒名上学”案中侵害客体的界定为分析对象

以齐玉苓案、罗彩霞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冒名上学＂案引发了诸多争议。在私法中没有对应规范的背景下,以对侵害客体的合理界定为基础,通过法解释,对＂权利＂和＂利益＂在＂事物本质＂上类推,寻找法律所隐含的可予私法救济的利益之所在,发现可以与生活事实相对应的法律规范,从而将法律现实化为真正的行动。＂冒名上学＂行为所侵害的整体人格可以解释为一般人格利益中的人格独立,受教育机会可以解释为一般人格利益中的人格自由。     

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和最高法院2008年11月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五条、第四十二条确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但是,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模糊,关于此制度的设计存在诸多缺陷,在民事诉讼法修订时需要进一步立法规范。     

由李庄案引发的法治思考

我国的法治状况在重庆打黑的背景中得到明显的表现,在李庄案中得到聚焦.行政、司法和社会监督等各种力量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其间表现出的行政力量的威慑、司法过程的迅速以及舆论监督的特征表明我们的法治追求任重而道远.     

特殊犯罪群体的犯罪分析与预防——以“未婚妈妈”杀婴案为视角

文章对朝阳区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未婚妈妈＂杀婴案进行了调研,在总结此类犯罪特点的基础上得出：行为人个体心理失常是犯罪发生的直接原因;社会化的失败及消极的非社会实践是推动犯罪发生的社会因素;现代性文化冲突是造成犯罪的根本原因。控制或打破犯罪形成的链条,是预防特殊群体犯罪的关键。     

诉讼目的对证明标准建构的影响——三大诉讼比较研究的视角

诉讼目的主导着证明标准的构建,证明标准体现着诉讼目的的要求.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在诉讼目的方面的共性是发现真实、促进诉讼,更能体现其特质的是三大诉讼特有的诉讼目的,具体表现为刑事诉讼的“保障人权”、民事诉讼的“解决纠纷”和行政诉讼的“监督权力”,这些特有目的与三大诉讼处理案件性质的差异息息相关,对三大诉讼证明标准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的外来人员犯罪问题研究——以温州为个案

城市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产物,是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象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能够改变世界的落后面貌,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生活.在这些地方,为什么会出现高犯罪率?本文通过对温州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外来人员犯罪问题的探索,试图对全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犯罪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